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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国外在群体身份对助人行为的深入研究，国内相对较为匮乏。原因有三：第一，特定外显突出的群体很难确定。国外有关群体身份对助人行为起始于对同性恋群体的志愿活动。同性恋群体在国外最初是污名化的群体，和其他群体身份比较，该群体身份具有较强的辨识力。现在，随着各国对同性恋群体的接受，国外诸多同性恋个体已经公开认可了自己的性取向，并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但国内同性恋群体并没得到认可。这种不认可是同性恋对自我性取向的不认同和模糊，也是社会整体的不认可。因此，国内以同性恋群体为被试的研究难进行。第二，国内种族差异不明显。我国虽然幅员辽阔，有56个民族。但是相对而言，我国以*种人居多。相同地域中个体的体貌差异并不大。但是国外研究中的白种人和有色认同的差异对比，则较为明显。因此，我们不能直接照搬国外的实验体系和内容。第三，国内有关群体身份研究的内外群体划分标准仍需商榷。例如，孙炳海在探讨群体关系和与共情反应的不同作用时，选择了大学生群体作为被试。但是他却以职业作为内外群体的划分标准。其中，在实验研究中外群体成员设置为医生。然而在中国以往与社会声望有关研究中，可知医生的社会声望是比较高的。因此，选择医生作为外群体对比是否可行，仍然需要慎重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