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禁“冷饭头”
万历四十一年（），这一年，来自“佛郎机”的葡萄牙人已经居留广东香山澳五十余载。数十年内，澳门葡萄牙人的大宗外销商品和日常物资补给，都高度依赖内地。在这些日常的货物运输过程中，葡萄牙人时而“合法”经营，时而铤而走险操办违禁之事。鉴于此，万历四十一年三月，时任广东监察御史的王以宁向万历皇帝递上了一份“海防疏”。疏中所陈，不外乎是提议加强对澳门葡萄牙人管制等事。王以宁指出：澳门葡萄牙人“仰我濡沬，一应酒米食物，官与之市”，但有些货物不可与之市，如*器等*事物资。由于*器等本是《明律》严禁贩运的物资，王以宁的这一点提议并无特别之处。然王以宁随后又单独提到另外一种必须禁止的货物，称“他如冷饭头之类，方是济倭，必罪无赦。其余当听民自便，故画一定而后民可守也”。
王以宁《条陈海防疏》请禁“冷饭头”假若万历帝在懒*之余打发时间、偶然间拾起王以宁的海防疏，这位深居宫中、年近半百的老人在读到“冷饭头”一词时，心中多少会产生一些疑问：既然居留香山澳的蛮夷可以轻松购买“酒米食物”等普通物资，为何还要搜购饥荒时期难民才会食用的冷饭头？王以宁又为何要大费周章、将冷饭头列入禁运的货物之中？“冷饭头”并非他物，实际上是民间对本草“土茯苓”的俗称。土茯苓在历代医书和地方志中有多种称谓。早在南朝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记载了一则故事，称大禹某次行至山谷中，身上干粮耗尽，禹不得已采食土茯苓用以充饥，故而此物得到“白余粮”之名。后来，由这个故事，土茯苓还衍生出“仙遗粮”“禹余粮”等名。至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进一步说明了“土茯苓”之名的来历，及其食用功能，称其“根如盏连缀，半在土上，皮如茯苓，肉赤味涩，人取以当谷食”。足见土茯苓在历代饥荒之时，成为民众采食充饥的重要选择。因而明代姚可成的《救荒野谱》特别将其记录在内，清乾隆时期王之正纂修《嘉应州志》时还指出土茯苓“与蕨粉皆救荒之佳产也”。得益于其食用功能，土茯苓也在古代中国的民间获得诸如“硬饭”“硬饭头”“冷饭”“冷饭团”“山尾薯”“山荸荠”等明显带有食物属性的俗称。
除了因富含淀粉、具有食用充饥的功能外，土茯苓还是一种药用本草。宋代苏颂的《本草图经》将其记为“刺猪苓”，称民众用它外敷疮*，疗效明显；元人尚从善记为“萆薢”，称它可以治疗瘫痪和久治不愈的恶疮。就此看来，土茯苓的药用功能大致体现在治疗*疮上。不过，似乎直到明代中期之前，土茯苓的食用功能较药用功效更为重要。如集大成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历数古代医书记载之后，写道：
昔人不知用此。近时弘治、正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留筋骨，溃烂终身，至人用此，遂为要药。
从李时珍的记述看来，民间称之为“冷饭头”的土茯苓，是在明代弘治、正德时期因有治疗杨梅疮的功效，才成为“要药”的。那么，澳门葡萄牙人搜购、贩运，以及王以宁请禁冷饭头的原因，应该也是因其“药用”，而非“食用”的功能了。
遭“甩锅”的传播性疾病
15世纪后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开启了影响至今的全球化，全球各大洲之间新的身体接触开始出现革命性的增长。伴随之，动物、植物以及疾病也开始长距离和高频率的迁徙、传播与交互影响，美国历史学家克罗斯比（AlfredW.Crosby）所谓的“哥伦布大交换”或“物种大交换”由此揭开。“梅*”（syphilis）也借此东风，成为较早传播全球各地的疾病。
梅*的起源，至今仍然没有定论。不过人类发现梅*之初，各国人民“甩锅式”地赋予了它极具地域性、国别属性的名称。克罗斯比曾对这一荒诞的历史现象简单总结道：意大利人称它为“法国佬病”；法兰西人称它为“那不勒斯病”；英格兰人称它为“法国佬病”“波尔多病”和“西班牙佬病”；波兰人称它为“日耳曼病”；俄罗斯人称它为“波兰佬病”；印度人称它为“佛郎机病”。
传至东亚，东亚人民也难以脱俗。在晚明医书中，新传入的梅*恶疾拥有诸多名称。正德八年（）重刻的《岭南卫生方》记有“治杨梅疮方”，又称其“一名木棉疔，一名天疱疮”。此时对梅*的命名，还主要以其症状为主，以“木棉”等指出梅*的外在表征。然而两年后，正德十年虞抟的《医学正传》除记录其名“翻花疮”“绵花疮”外，给出了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新名词——“广东疮”。不久，刊*靖元年（）的俞弁《续医说》，为“广东疮”之命名做了解说，称“弘治末年（年前），民间患恶疾，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如同欧洲人一般，因为梅*是一种新出现的疾病，民间对它的命名大致遵循了其可能的传播途径。甚至到民国时期，民间也多称呼梅*为广疮、广东疮。
丢勒《法国佬病患者》（）；窦梦麟《疮伤经验全书》中的“广东疮”（杨梅疮）患者梅*的传播并未止步于中国，随后还流传至琉球和日本，获得新名称。日本京都名医竹田庆秀在《月海录》中记录道：“永正九年壬申。人民多有疮，似浸淫疮，是脓包、飜花疮之类，稀所见也。……谓之唐疮、琉球疮。”想必，梅*应该是经由琉球传入日本，故而有“唐疮”“琉球疮”之名。“广疮”在明代中国贻害甚广，男女老少皆易被感染。名医吴人窦梦麟在《疮伤经验全书》中记录下一则小故事。隆庆二年（）十一月，窦梦麟的好友吴爱楼喉咙间突然长出一块形色如同田螺的坚硬异物，一月后溃烂，腥臭难闻。十二月，吴爱楼遂找到窦梦麟，请他诊断。窦梦麟发现吴爱楼的长子“头、面皆生杨梅疮”，才最终判断出好友生病的原由。另外，在窦梦麟的书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用于治疗杨梅疮的专门药方，包括“熏洗方”“轻粉*方”“轻粉*膏”“梅疮破碎掺药”“断根丸”“广疮轻粉煮酒方”“广疮膏”等多种，足见隆庆年间梅*在中国境内已流播甚广。
那么，以“冷饭头”为民间熟知的土茯苓，与梅*间究竟有何种联系？另外，为何广东官员试图禁止冷饭头流入澳门葡萄牙人之手呢？
中药方剂“土茯苓汤”
其实，由于在治疗*疮上有疗效，而新传入的梅*又被列入“疮”类，土茯苓很快就被医师采用、治疗梅*，且似乎取得了不错效果。俞弁在《续医说》中已经指出用“萆薢”（土茯苓）治疗梅*的方法，以四五两的土茯苓为主，辅之以其他风药，根据病人病情适当施治，服者多效。
约刊于年的薛己《口齿类要》，记录了用土茯苓治疗梅*的若干实例：
一妇人喉间作痛，两月后而溃，遍身筋骨作痛。余以为杨梅疮*。先以萆薢汤数剂而平，更以四物加萆薢、*茋，二十余剂，诸症悉退。
一男子先患喉痛，后发杨梅疮。用轻粉等剂，愈而复发，仍服前药，后又大发，上腭溃烂与鼻相通，臂腕数颗，其状如桃大，溃年余不敛，虚症悉见。余以萆薢汤为主，兼以健脾之剂，月余而安。
又稍晚汪机所著《外科理例》（成书于年）援引以上案例，并逐条附注曰：“此凭症也”。与此同时，汪机还详记“萆薢汤”（土茯苓汤）方剂，称：
萆薢汤，治杨梅疮不问新旧，溃烂筋骨作痛并效。
川萆薢，俗呼土茯苓，每用二两，水三钟，煎二钟，去查。不拘时徐徐温服。若患久或服攻击之剂致伤脾胃气血者，以此一味为主，而加以兼证之剂。
汪机《外科理例》所载治疗梅*的“萆薢汤”药方；窦梦麟《疮伤经验全书》所载治疗梅*“煎药方”由于“土茯苓汤”治疗梅*的简便与实效，此种治疗手段多为此后的医家袭用。以土茯苓为主的药方，亦多见于明代其它医家文献，诸如《仁斋直指》（左右）、《滇南本草》（）、《疮疡经验全书》（隆庆初）、《赤水元珠》（）、《名医类案》（）、《外科正宗》（）等。又尤以《本草纲目》记述最详。李时珍指出“杨梅疮”是新近发现的疾病，自南方向北方传播，遍及中国。李时珍称，此前有医师用“轻粉”等药剂治疗梅*，若用药不当，反而会加重病情；“惟土茯苓气平味甘而淡，为阳明本药。能徤脾胃，去风湿。脾胃徤则营卫从，风湿去则筋骨利，故诸证多愈，此亦得古人未言之妙也。”李时珍继而提供了“搜风解*汤”方剂：用土茯苓一两，薏苡仁、金银花、防风、木瓜、木通、白鲜皮各五分，皂荚子四分，气虚加人参七分，血虚加当归七分，水二大盌煎饮，一日三服。诸如薛己、李时珍等明代医家论及梅*方剂之时，常谈到“轻粉”。这里所说的“轻粉”药剂，其主要成分为水银。在梅*泛滥的最初阶段，水银不仅在欧洲是治疗梅*的首要选择，也曾是中国医家治疗梅*的主要药物。然而，“服轻粉重剂”有诸多恶果，不仅治后易复发，还可能导致患者水银中*、乃至死亡。在此种情形下，药源充足、制作简便，且“疗效明显”的传统药剂土茯苓汤，顺理成章成为中国医家治疗梅*的重要选择。
中国医师寻求治疗方剂的同时，梅*在欧洲大肆传播。法国瓦罗亚王朝（—）和英国都铎王朝（—年）的绝嗣都与之有关，法兰西斯一世（—年）死于梅*，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年在位）亦曾患过先天性梅*。那个时代梅*普遍流行的程度可见一斑。当同样苦于病痛的欧洲人获悉这一东方本草后,无论是源自治疗恶疾的医学需求,还是出于赢取利益的商业动机,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搜寻这种植物根茎和药方,将其带回欧洲。
东方神药“中国根”（chinaroot）和“中国”（china）
早期的中西交往历史中，西方人面对来自东方的新事物时，经常会以其来源地命名。本草土茯苓的药用部分主要在根茎，因而绝大多数的西方文献将土茯苓记为“中国根”，如拉丁文记为RadixChinae，RadixSinica，西班牙文记为PalodelaChina，葡萄牙文记为PodeChina，RaizdaChina，荷兰文记为WortelChina，英文记为ChinaRoot等等。无论其在各语种中字母如何变化，皆是“中国根”的意思。
在部分西文文献中，土茯苓甚至直接被简记为“中国”。近代解剖学创始人、佛兰德斯（今比利时）人维萨里（AndreasVesalius）曾以“中国根”为主题出版《有关土茯苓的书信》（）一书。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有人称其为Chyna，也有些人称Chynna和Cyna。17世纪中期，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elBoym）在年出版的《中国植物志》中还将土茯苓简称为china。
卜弥格《中国植物志》中的“（土）茯苓”图绘
《中国植物志》对土茯苓（RadixSinica，China）的解说在西方人的记载中，土茯苓首次传入印度地区在年，并随后很快随着葡萄牙人的船只被带到欧洲。居留印度数十年的葡籍医师奥尔塔（GarciadaOrta）明确指出，印度在年已经开始使用“中国根”（RaizdaChina）治疗“那不勒斯病”。奥尔塔还将它视为一种万能良药，称它对于“其他由体液引发的疾病皆适用，对麻痹、寒颤有效”，又称用它治疗过“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痛风……结石和膀胱溃烂”等症。另外一位葡籍医师布兰卡（JooRodriguesdeCasteloBranco），则将首次携带土茯苓到欧洲的名誉桂冠，赋予一位名为特里斯唐（VincentiusGiliusàTristanis）的葡萄牙商人。不过，土茯苓之所以在欧洲能广为人知，除了其本身在治疗梅*上有一定作用外，还源于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为它做了广告。查理五世长期困于痛风之苦，而盛赞土茯苓的维萨里正好是宫廷医师。维萨里在给皇帝治疗的过程中，大胆尝试使用新近引进的土茯苓，取得了良好效果。自服用土茯苓汤后，查理五世较以往醒来得早些，时而还在早餐前狩猎，或骑马到附近的名胜之地。因皇帝本人的示范效应，来自东方的神奇药物迅速赢得极大声誉，以至于维萨里兴奋地宣称道：“人们认为若没有对中国根多加了解，就感觉错过了太多事情”，他们“在窥探或强行索要到药方之前，不会善罢甘休”。
维萨里在他的著作中也附上了他获得的“土茯苓汤炮制方法”（Chynaedecoctiapparandimodus）。维萨里指出要选用厚实、新鲜的土茯苓将其切制成片，而后放入一个陶罐，“罐子约能装16磅的水熬制药物。罐子的开口不能太大，还需一个与之匹配的盖子”。土茯苓在罐子中需要煎制24小时，过程中“汤药需要在持续的无烟小火上煎，直到水分蒸发掉三分之一”，煎好后“汤药应该用麻布过滤，然后倒入另一个罐中”。维萨里对土茯苓的选材、切制、熬药的药罐、乃至熬制的时间及注意事项的记述，无不与中药的传统制作过程和方式高度相似。不得不令人怀疑，他所获得的“药方”最初可能出自某个中国医师之手。
年出版的拉丁文版《有关土茯苓的书信》封面和“土茯苓汤炮制方法”土茯苓治愈查理五世的消息不胫而走，《有关土茯苓的书信》在年出版后很快风靡欧洲各地。同年威尼斯再版此书，年里昂刊行了第三版；年乌兹堡（Würzburg）刊行了德文版，而拉丁版又在、等年份一再刊印发行。而关于土茯苓治疗梅*的药方等信息也载入当时西文世界的各类植物志书籍之中。另外，波斯名医哈基姆·默罕默德（HakímImád-ul-DínMahmúdIbnMascúdbinMahmúd）则在年左右撰写了一份《土茯苓药方》，不仅记有土茯苓的使用方法，还记载有类似熏洗的方法。撰于年的印度医师有圣（Bhavamisra）的著作《明解集》（Bhavaprakasa）也称“中国根（Cōpacīnī），又以（dvīpantaravaca）之名为人熟知。……在治疗佛郎机病上颇有成效”。乃至到清代，在华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Parrenin）仍在研究梅*在中国的起源、性质和治疗方法等。由于中俄关系密切，巴多明还趁俄国使节朗格（L.Lange）来华之际，致信圣彼得堡的科学家，答复他们有关中医治疗梅*的询问，并随信寄去了《外科正宗》中治疗梅*的“解*天浆散”“翠云散”“金蝉脱甲油”药方。
由于当时梅*已遍及全球各大洲的各大城市，加上有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为它“背书”，中药土茯苓成为了澳门葡萄牙人从广东大量采购，进而远销日本、印度和欧洲的畅销品。一份17世纪初的货物清单中记载，每年葡萄牙人从澳门运至印度的土茯苓达到二十万斤，运至日本的达到五六万斤，在两地的获利均可以达到一倍以上。实际上，17世纪时土茯苓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格兰的船只上皆有大量装载，成为各大航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商品。
17世纪初“土茯苓（palodelachina）”在日本的售价为每百斤4~5两白银。
道光《粤海关志》载“冷饭头往香澳，每百斤收银一分二厘，往别处不收”万历年间，御史王以宁在之所以提议严禁民众私自出售土茯苓，或许意在通过管控重要药物的供给，以加强对澳门葡人的管制。只是，历史告诉我们，王以宁的提议没有引起明代*府的重视。后来，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输入英格兰的土茯苓数量已经上升到年均1—2万磅，名列英格兰药材贸易的前茅。鸦片战争之后，土茯苓名列《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之中，到19世纪末期仍然是英国人在华中药贸易中至关重要的一种。（论文《16-17世纪梅*良药土茯苓在海外的流播》发表于《世界历史》年第4期，本文经作者改写并授权澎湃新闻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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