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艾斯图尔夫死后，势单力薄的图西亚公爵德西德里乌斯借助教宗斯蒂芬二世和法兰克使者弗尔拉德的帮助，夺取伦巴德王位。
（一）德西德里乌斯和教宗斯蒂芬二世的*治交易
为争取教宗支持，德西德里乌斯承诺将伦巴德人自利乌特普兰德以来所占领的全部领土，即“余下城市”归还给教宗。
但斯蒂芬二世去世之后，他就拒绝归还任何领土。
斯蒂芬二世的后继者们——保罗一世、斯蒂芬三世和哈德良一世，延续不断地就此问题与其展开长达近20年的谈判。
直至年伦巴德王国灭亡为止，“余下城市”问题始终是双方之间最主要的矛盾和争议。
与此同时，罗马内部的*事贵族和神职人员为争夺教宗之位产生分裂，而丕平去世之后，查理曼和弟弟卡洛曼也陷入王权争斗。
这一时期，在法兰克王权的干涉下，德西德里乌斯与教宗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但也存在更多缓和的时机和合作的空间。
年7月，艾斯图尔夫在外出打猎之时从马背上摔下来，撞到一棵树上，痛苦地死去了。
之后，在意大利流传的一份国王名录中，简短地记载了拉齐斯复位的信息：
“在这个国王艾斯图尔夫死后不久，他高贵的哥哥拉齐斯——曾是国王，但后来成为基督的仆人——从十二月到三月掌管提契诺宫廷。”
与此同时，图西亚公爵德西德里乌斯却集结*队，欲夺王位。
但德西德里乌斯的挑战遭到拉齐斯和王室贵族们的轻蔑和不屑。
自7世纪初以来，图西亚地区便归属于伦巴德王室的统辖。
一方面，相较于南部两大半独立公国而言，此地骚乱较少，易于掌控；
另一方面，相对于与王室关系密切东北边疆而言，此地偏远，战略地位有限。
此外，戴维斯还指出，德西德里乌斯起初只是帕维亚附近小城布雷西亚的一位富有之人或地方治安官，后被艾斯图尔夫派往图西亚地区，成为一名公爵。
可见，德西德里乌斯出身并不高贵，公爵名号可能仅为荣衔，其**实力十分有限。
德西德里乌斯自知不是拉齐斯对手，故转向教宗和法兰克人寻求援助。
图西亚地区临近罗马，德西德里乌斯的求援意向很快就得到斯蒂芬二世的积极回应。
如《斯蒂芬二世传》所载来看，斯蒂芬二世几乎是毫不犹豫就接受德西德里乌斯提出以土地交换王位的*治交易。
可见，德西德里乌斯对教宗做出的承诺非常诱人，极大地满足教宗在意大利最核心的关切，即维护和扩大“圣彼得国”的领土和利益。
而且，相比于根基深厚的拉齐斯而言，德西德里乌斯威望不高又势单力薄，对刚刚兴起的“圣彼得国”造成的威胁更小，也更便于教宗施加自己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不惜以牺牲伦巴德人利益为代价，只想登上王位的德西德里乌斯在教宗面前赢得更多筹码。
另一方面，法兰克使者弗尔拉德追随教宗所采取的行动，实际上也代表法兰克王国的利益。
首先，出于稳定意大利新局势的需要，教宗和伦巴德国王之间的和平相处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对于教宗所青睐的候选人，法兰克方面也倾向于默许；
其次，德西德里乌斯向教宗求援可能只是一个策略，更重要的是通过教宗，拉拢丕平，赢得宗主国的权威认可和兵力支持。
因而，可以推断在此次三方会谈中，德西德里乌斯“许下的全部承诺”可能也包括忠于丕平，通过承认宗主地位、缴纳贡赋和进献财物等手段来换取王位。
而在法兰克人看来，较之拉齐斯，德西德里乌斯甘愿以附庸姿态取悦丕平，显然更像一个便于操控的傀儡受到丕平的欢迎和支持。
在三方达成正式协议之后，斯蒂芬二世派遣使者劝说拉齐斯再次退位修道；
而弗尔拉德则率领法兰克人和罗马人联*驰援德西德里乌斯。
于是，如传记作者所言，“德西德里乌斯凭借上述与天使并立的教宗，得到他觊觎已久的尊贵王位。”
《保罗续编·伦巴德续编》还补充道：“他（拉齐斯）欣然地这么做了，并且回到此前的修道院之中。
就这样，教宗使全体伦巴德人的心都软了下来，让他们全部都臣服于德西德里乌斯的意愿。”
虽然教宗方面的史料强调斯蒂芬二世的劝说和调和，但法兰克方面的史料更强调丕平和法兰克人之功。
如《弗莱德加编年史·续编》写道，“根据上述国王丕平的认可及其法兰克贵族们所达成的一致共识，伦巴德人推举德西德里乌斯为他们的国王。”
此外，斯蒂芬二世在事成之后写给丕平的感谢信中，也充分肯定丕平对维护意大利和平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结合双方史料可以看出，斯蒂芬二世的宗教权威和丕平使者的*事支持是德西德里乌斯成功夺位的关键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伦巴德王国的命运实际上越来越受到两者的联合操控。
然而，意大利却并非丕平的目标。
如《弗莱德加编年史·续编》、《法兰克王国年代记》等史料所载：
丕平接下来的*事行动主要集中于法兰克王国内部战争，即平定阿奎丹公爵魏尔法屡次叛乱和征战萨克森人。
因而，在意大利，他并不想过分压制伦巴德国王，与伦巴德人结下更多仇恨，也不想违背对教宗的保护承诺，引发自身的王权危机。
丕平对意*策的核心在于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即一方面尽可能地满足教宗对领土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尊重国王在伦巴德人之中的统治权威。
年之后，对法兰克王国来说，意大利处于次要的战略地位。
因而，法兰克史料在记述伦巴德王位之争时，完全忽略了教宗斯蒂芬二世在外交上的努力和德西德里乌斯对自身利益的割损。
因而也就忽略了教宗和国王在这次合作中所达成的*治交易及其所引发的后续冲突。
从斯蒂芬二世致丕平的书信来看，德西德里乌斯承诺归还的“余下城市”领土范围相当广泛。
当着这位使者弗尔拉德的面，他（德西德里乌斯）发下誓言，承诺将余下城市归还给蒙福彼得：
法恩莎、伊莫拉、费拉拉及其周边地区、道路和全部领土，还有奥西莫、安科纳、努马纳等城市及其附属领地。
之后，他又通过公爵伽里诺德和格里莫阿尔德承诺将博洛尼亚及其周边地区归还给我；
并且他还承诺，同上帝的神圣教会及我的子民始终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
结合《斯蒂芬二世传》和《保罗续编·伦巴德续编》来看，起初德西德里乌斯在向教宗求援之时，承诺归还的“余下城市”。
其实是指年条约中规定的曾被艾斯图尔夫所侵占但尚未归还给教宗的帝国领土，如安科纳等。
但这封信中的费拉拉、伊莫拉、博洛尼亚等地，属于此前利乌特普兰德统治时期伦巴德人所侵占的帝国领土。
可见，斯蒂芬二世有意趁德西德里乌斯王权衰弱之机，彻底追回落入伦巴德人之手的帝国领土。
也就是说，斯蒂芬二世其实是想要恢复年左右伦巴德人与拜占廷帝国停战之时双方的大致版图。
亦即将伦巴德人完全排除在曾经属于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外，建立起更加完整的以罗马教会和罗马人为主体的“圣彼得国”。
虽然德西德里乌斯继位之初的确以讨好教宗的态度归还部分城市，但斯蒂芬二世去世之后，他就开始拒绝归还任何领土。
而斯蒂芬二世的后继者们——保罗一世、斯蒂芬三世和哈德良一世，延续不断地就此问题与其展开长达近20年的争夺。
直至年伦巴德王国灭亡为止，“余下城市”问题始终是双方之间最主要的矛盾和争议。
值得一提的是，在伦巴德王国历史上，德西德里乌斯可能是唯一一位借助教宗之力登上王位的国王。
8世纪以来，相比于此前国王与教宗之间数次和平协定而言，此举将双方之间的*治合作推向更高的程度。
而相比于所谓“在教宗批准下”废黜墨洛温末代国王的丕平，德西德里乌斯却并没有进一步请求斯蒂芬二世为其举行加冕或涂油圣礼。
这或许暗示出，丕平称王之后，教宗对世俗王权的合法性开始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但另一方面，加冕或涂油圣礼对伦巴德王权并不具备合法效力。
这意味着德西德里乌斯借助外部力量夺得的王位，对内部统治而言是非常困难的。
反之，当王国内部出现危机之时，德西德里乌斯也不得不时常依靠外力解决。
因而可以说，相比于前几任国王出身高贵又王权集中的地位而言，德西德里乌斯的王权是非常有限的，缺乏统治基础。
就在德西德里乌斯角逐王位之际，南部两大公国趁机再次宣告独立，更加削弱他有限的王权。
此外，德西德里乌斯向斯蒂芬二世承诺归还的“余下城市”，尤其是利乌特普兰德时期侵占的领土已在伦巴德人治下有一代人之久。
无论是贵族亦或民众，都不可能轻易将之归还教宗。
而德西德里乌斯为争夺王位而损害自身民族利益的作风，必然也会遭到伦巴德人的反对和限制。
（二）教俗矛盾与教宗保罗一世的当选
与伦巴德王位之争几乎同时发生的是，年4月教宗斯蒂芬二世去世之际，罗马教廷也因教宗之位的角逐而陷入分裂。
据《保罗一世传》所载：如今，在他的哥哥——前任教宗（斯蒂芬二世）弥留之际，罗马城的民众立刻产生了分裂。
一些人聚集在执事长提奥菲拉克图斯家里，支持他为教宗；
另一些人站在这位最有福气的执事保罗这边，还有大多数法官和民众也支持他，而非上述执事长提奥菲拉克图斯。
……然而，当他的哥哥——前任教宗去世，以崇高的荣耀被葬于圣彼得教堂之后，那些支持上述最有福气的执事保罗的人们立刻聚集在一起。
由于这部分人数量更多且势力更大，他们选出他（保罗）登上教宗宝座。
之后，那些聚集在上述执事长身边的人被驱散了。
从这段记载来看，执事长提奥菲拉克图斯在教会职衔上高于保罗，在神职人员中德高望重。
但其是否出身贵族，不得而知。
但学界普遍认为，在整个8世纪的教宗中，只有斯蒂芬三世和利奥三世不是贵族出身。
纯粹的神职人员当选教宗的机会是很少的。
而斯蒂芬二世和保罗一世两兄弟都是罗马贵族出身，而且在斯蒂芬二世任期，保罗深受重用。
斯蒂芬二世多次委派他担任教宗使者，周旋于伦巴德人、法兰克人和帝国使者之间，使其在长期的神职生涯中也积累丰富的*治经验。
因而，保罗受到“人数更多且势力更大”的世俗贵族和民众的广泛拥护。
从保罗一世写给丕平的汇报书信来看，其当选之际也得到丕平使者伊姆斯的认可。
信中，他一方面重申斯蒂芬二世与丕平之间所缔结的和平联盟，并希望法兰克人“能够与我的人民永远恪守，直至末日”。
另一方面，他还急切地恳求丕平保护自己，并且亲自派去使者当面向丕平汇报罗马城中所发生的敌对事件。
从《加洛林书信集》所收录的另外一封信来看，丕平很快对保罗一世给予支持。
但在这封书信却没有透漏出神职人员的态度。
正如诺伯所指出的，这次选举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罗马教廷内部以提奥菲拉克图斯为代表的神职人员和以保罗为代表的世俗贵族之间的矛盾。
保罗一世的当选，不仅意味着世俗贵族们占据更多优势，而且意味着对罗马人来说，教宗选举的*治意义日益超过宗教意义，罗马教廷也逐渐从教会体制走向*治体制。
保罗一世的当选只是一个开始，在其去世之后由教宗之位引发的暴力争斗愈演愈烈。
直到年，哈德良一世得到世俗贵族、神职人员以及罗马民众的一致认可，罗马城中的动乱才得以平息。
但这一时期，罗马教廷内部危机不断升级使得教宗在外交上，尤其是遭遇伦巴德王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威胁时，变得更加脆弱，也更加被动。
保罗一世在位十年，任期并不算短，相较于短短五年但信息及时且详尽的《斯蒂芬二世传》而言，《保罗一世传》显得篇幅短小且内容单一。
主要记录保罗对教会事务的扶持，与*治相关的信息则零散混乱。
因此，戴维斯认为《保罗一世传》可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同时代作品。
幸运的是，《加洛林书信集》留存保罗一世的书信多达1封，数量上仅次于哈德里一世。
这些书信极大地弥补《保罗一世传》的不足，而且多封书信都是反映当时历史情况的唯一史料。
考察这一时期教宗、伦巴德王国、法兰克王国与拜占廷帝国之间多边*治关系的最主要文献之一。
但这批书信大部分没有留下可靠的年代记载，学者们对其编年顺序存在较大争议。
这意味着我们很难对书信中所反映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及其相互关系做出准确判断；
但另一方面，仍然可以通过对史料的细致梳理，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发展和走向。
从数量上来看，保罗一世与丕平之间的交往颇为频繁，但法兰克方面却几乎完全缺失对应记载。
直到查理曼时代，法兰克史料中有关教宗的信息才丰富起来。
这也提醒我们注意，与教宗之间的联盟，对于丕平和查理曼可能具有不同程度的意义。
（三）教宗保罗一世时期的争执与依存
年艾斯图尔夫死后，伦巴德王国先是王位之争，后有公国分裂。
与此同时，罗马教廷内部教俗矛盾日益尖锐，外部也仍然面临帝国的威胁。
因而，德西德里乌斯和保罗一世各自处境十分艰难，二者所获得的王权和教权都相对有限。
因而，在共同尊奉法兰克王权的框架下，双方都不得不努力调整和平衡彼此关系，以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避免因外部失衡引发内部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承认教宗及其代表的“圣彼得国”的独立地位，成为德西德里乌斯其巩固和伸张王权的前提条件。
因而，在与保罗一世的相处过程中，他以谨慎的和平谈判为主，但也不乏武力威胁。
对保罗一世而言，不断挤压伦巴德人的生存空间和扩张道路，是维护罗马教会和“圣彼得国”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手段。
但由于自身缺乏*事实力，保罗一世虽在原则立场上对德西德里乌斯百般指责，在具体问题上却也多番让步。
从整体上来看，保罗一世任期的十年间虽然摩擦不断，但双方都尽力避免剧烈对抗，而是以和缓的态度既相互竞争又谋求合作。
因而，米勒将保罗一世时期称为双方关系的平衡时期，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他还指出，斯蒂芬二世和保罗一世两兄弟的任期可以看做一个整体，尤其在与伦巴德人的关系上，两者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
而保罗一世之所以被视为斯蒂芬二世的延续，主要在于德西德里乌斯与斯蒂芬二世之间有关公国和领土的争执尚未解决，成为保罗一世的主要任务。
如果说年艾斯图尔夫的意外死亡，给斯蒂芬二世提供遏制伦巴德王国、扩张“圣彼得国”的时机。
那么年斯蒂芬二世的去世也给德西德里乌斯提供了扭转颓势、伸张王权的机会。
在公国问题上，虽然两大公国趁王权更迭之际，通过斯蒂芬二世直接尊奉丕平为宗主，企图在名义上和实际上脱离国王的统治。
如斯蒂芬二世致丕平的书信所言：
结言
“这些斯波莱托人和贝内文托人想要通过我，将他们自己交托到蒙上帝拯救的卓越的你手上，并且（他们）费尽心力地为此事而向仁慈的你提出请求。”但这一分裂举措，并没有得到丕平的回应，而且很快遭到德西德里乌斯的镇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