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十四周第二天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
德里克·沃尔科特的《奥麦罗斯》中的爱情冲突是以《伊利亚特》为蓝本营造的，但这部长诗的爱尔兰主人公普伦基特一家所体现的却是《奥德赛》的故事。普伦基特少校是“那身着卡其军装的尤利西斯”，而他的妻子则和珀涅罗珀一样成年累月地缝制一床巨大的衾被。她在被子上绣以鸟类图案，“让那盲眼的鸟儿唱起歌来”（这里沃尔科特一语双关暗指荷马这位盲眼的吟游诗人）。沃尔科特本人也走入诗歌，成了其中的一个人物。就像他所发现的那样，结局是一个令人哀伤的反转，茉德的被子最后没有盖在她公公的灵柩上，而是盖在了她本人的灵柩上。（“我塑造的一个人物的葬礼上／我在现场，也不在”。）他意识到：
有一个忒勒玛科斯变幻着的影子
在我的身体里，在他缺席的战争里。一个帝国的内疚
被缝在茉德那华衾的一方图案中。
普伦基特或许是一个身穿卡其军装的“尤利西斯”，但“尤利西斯”并不是荷马的希腊英雄的名字；出现在维吉尔、但丁以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里的是一个拉丁化了的尤利西斯，摩莉·布卢姆是一个不忠贞的珀涅罗珀，乔伊斯的第二自我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Dedalus）则取代了忒勒玛科斯（Telemachus）。沃尔科特与忒勒玛科斯的共鸣，使他与乔伊斯版本的青年时代的自我联系了起来。斯蒂芬与茉德的鸟图被有一些关联，他把自己视作飞逃失败的伊卡洛斯，被不情愿地带回了鸡窝般的现实。
神话中的工匠。似鹰一样的人。你飞走了。飞去哪了？纽黑文到迪耶普，下等舱乘客。往返巴黎。凤头麦鸡。凤头麦鸡。父亲，救我啊。被海水打湿，栽下去，翻滚着。凤头麦鸡你是。成了凤头麦鸡。(译者按：本文《尤利西斯》引文的翻译参照萧乾、文洁若译本，有改动。）
在《奥美罗斯》最后，沃尔科特造访了爱尔兰，他试图在那里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奥美罗斯，未坠落的大师／这个地方的真正的男高音”，希望找到他时，“就像他／每个傍晚在此出现的样子，戴着独眼罩和斜沿帽，／俏皮的手杖搭在肩膀一边。”他哼着茉德曾在钢琴上弹奏的曲子。“后来我看到他了。”他看到乔伊斯同“死者”站在一起，“他们冰冷的脸颊红扑扑的”：
酒吧的钢琴上萦绕着茉德·普伦基特弹奏的曲子，
它像浆声一般一下一下载着她从我们的岛屿滑向
一个满是明亮门廊与鹅卵石的岛屿，乔伊斯先生
引领着我们所有人，像下着毛毛细雨时的霍斯那样温柔，
[……]
我口袋里我摩挲着的石头
乃是独眼的尤利西斯从圆形炮塔带到
这方黄铜一样明亮的沙滩的，海岸望着邮船
抵开海水驶过海岬，尾流如钥匙一样闪闪发光
这里沃尔科特将我们从《都柏林人》的最后一个故事带向《芬尼根的守灵夜》，他让半盲的乔伊斯如同尤利西斯一样起死回生，回到他人生后三十年从未到访的岛屿。
乔伊斯在年同诺拉·巴纳克尔（NoraBarnacle）逃离爱尔兰后，在的里雅斯特落足，并在那里从事英语第二语言教学。今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同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雕塑合影以后，你还可以在的里雅斯特同乔伊斯的雕塑合影，当然你也可以在苏黎世的乔伊斯墓地同他交流。
年，乔伊斯发表了题为《爱尔兰，圣贤之岛》（Irlanda,IsoladeiSantiedeiSavi）的公共演说。他在演说中强调，爱尔兰语自腓尼基语演变而来，由“商业与航行的始祖”北上时带来。通过强调爱尔兰文化的古典性，乔伊斯宣称“爱尔兰民族之所以坚持发展自己的文化，与其说是一个想要在欧洲各国中脱颖而出的年轻国家的需要，毋宁说是一个想要为古老文明更换新形式的古老国家的需要”。对乔伊斯来说，爱尔兰文明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民族的杂糅性特点：“我们难道没有发现在爱尔兰，丹麦人、费尔伯格人、来自西班牙的米利西亚人、诺曼征服者和盎格鲁-萨克逊定居者已经聚合为一个新的整体？我们可以说这种聚合是在一个当地神祇的影响下发生的。”期盼着爱尔兰最终脱离英格兰的统治获得独立（他希望脱离罗马天主教），乔伊斯在接近希腊世界中实现复归，他问道：“这个国家注定有一天会恢复它北希腊的古老身份吗？”在《尤利西斯》的开头几页，斯蒂芬令人讨厌的室友勃克·穆利根说斯蒂芬的名字是“荒唐的名字，一个古希腊人的名字！”他望向都柏林海湾，戏仿性地把阿尔杰侬·史文朋（AlgernonSwinburne）的维多利亚抒情诗翻译为荷马式属性词：
——上帝啊！他轻轻地说。是不是阿尔杰把大海呼作：一个伟大可爱的母亲？鼻涕青的大海。使人睾丸紧缩的大海。到葡萄紫的大海上去。喂，迪达勒斯，那些希腊人！我必须得教教你。读海这个字你要读原语。Thalatta!Thalatta!她是我们伟大可爱的母亲。
讽刺性的是，穆利根没有意识到“原语”绝不是一种单一的语言，而是一系列方言的聚集体：“暗酒色的大海”在荷马的爱奥尼亚方言中读作“thalassa”，而非色诺芬的阿提卡希腊语的读法“thalatta”。乔伊斯的希腊和他的爱尔兰或沃尔科特的安的列斯群岛一样，拥有的都是杂糅性的文化。
就像我们在罗萨里奥·卡斯特利亚诺斯（RosarioCastellanos）的恰帕斯州那里看到的，孤立的共同体为保护自己的文化，常常对外来者持有深重的怀疑。利奥波德·布卢姆和摩莉布卢姆在某种程度上都像荒山岛（MountDesertIsland我的出生地）居民所说的那样是“远方来客”——这个词同样可以指来自班格尔（Bangor）或柏林的人。尽管布卢姆是都柏林人，但他是匈牙利移民的儿子，而摩莉在直布罗陀长大，她的母亲是西班牙人（或许是犹太人或摩尔人）的后代。在《尤利西斯》结尾部分，她在长达一个章节的梦中独白里，把布卢姆和她的第一个西班牙情人记混了。
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忽视或抗拒这种杂糅性，坚守一个有关他们岛屿民族纯洁性的幻象。在第二章，校长迪希先生称爱尔兰是“唯一一个没有迫害过犹太人的国家”——原因很简单，“她从来不允许犹太人进入。”利奥波德·布卢姆身上就体现了迪希先生这种对周围的民族多样性的无视，尽管他本人就是一个杂糅性个体。尽管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自己也这样认为，然而我们渐渐发现他的犹太教信仰连表面都算不上，因为他连割礼都未曾受过。我们首先发现他早餐吃煎制的猪肾，后来我们发现只有他的父亲是犹太人，他的母亲是爱尔兰天主教徒，按照犹太法他不能算作犹太人。除此以外，他实际上还受了洗礼。
在的里雅斯特演说中，乔伊斯强调了爱尔兰的古凯尔特文明，然而他意识到爱尔兰早已经受了从挪威人到英格兰人的几个世纪的侵略。苏格兰语在乔伊斯的都柏林的状况和阿拉瓦克语在沃尔科特的圣卢西亚的状况一样荒凉。一位英格兰民族志学者造访爱尔兰，同斯蒂芬和穆利根一起住在圆形炮塔里，他自信地用爱尔兰语向一位年迈的送牛奶女工打招呼，却发现她以为自己在说法语。“太丢人了，我不会说这种语言，”当他纠正她以后，她坦言说，“知道的人告诉我那是一种伟大的语言。”神秘的爱尔兰语在爱尔兰西部乡村以外的地方消失了，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被困在英国英语的僵硬陌生与他们爱尔兰土腔的生动鲜活之间。布卢姆和斯蒂芬都不会说爱尔兰英语，这是他们作为外来者的标志，尽管斯蒂芬（以及乔伊斯本人）可以准确地记录爱尔兰人物的对话，就像沃尔科特可以用克里奥尔语化的英文再现他的人物的安的列斯克里奥尔语，尽管他以书写极具文学性的英语而闻名。
跟沃尔科特一样，乔伊斯试图为了自己的目的重新发明英语。他告诉他的弟弟斯坦尼斯洛斯（Stanislaus），他以一种“审慎的吝啬之风格”来写《都柏林人》，所谓“吝啬”似乎是指他不肯在句子里多加一个赘余的形容词。到写《尤利西斯》的时候，他进而使用一种更加洋洋洒洒有时甚至是具有幻象性的语言，这种语言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乔伊斯的替身“笔者闪”以他创造语言的基本权利换得一场由“曾经流行的、捣碎的和乱七八糟的”组成的盛宴（译者按：此处中的词是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自创的词，词义糅合了语言和食物两种语义，译文参照了戴从容译本，有改动）。一个迷惑的声音问道：“我们在说陆地英语还是在说洋泾浜语（arewespeachind’anglaslandageorareyousprakinseaDjoytsch）？”爱尔兰两者兼具：他是海洋中的陆地。
尽管乔伊斯的语言纷繁复杂，但有时他会在一些关键时刻回归到一种极为简练的语言。譬如，最有名的是小说结尾处摩莉的自说自话，“是的我说是的我会的是的”。除了这些单音节的词汇外，我还想提及一个词“我们”，这个词在书中两次以单词成段的方式呈现出来。在第七章，布卢姆正在一家卖广告的报纸的办公室里，试图为一个广告客户安排广告宣传。像往常一样，他被一再忽视或推到一边，但接着编辑同意了：“如果他想要一个补白的话，红毛穆雷耳朵上夹着一支钢笔，认真地说，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当布卢姆离开以后，我们读到布卢姆有一个未曾说出的反应，单独成段：“我们。”
一百页以后，斯蒂芬正跟他的一个妹妹说话，得知她们为了买食物，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把他大部分的书籍都当掉了，因为他们的父亲所赚的钱全用来喝酒了。“我们只能这么做。”他的妹妹说。斯蒂芬痛苦地觉得她们都被他们这个衰落的家庭拖累着：
她会使我同她一道淹死的，连眼睛带头发。又长又软的海藻头发缠绕着我，缠绕着我的心、我的灵魂。咸绿的死亡。
我们。
内心的苛责。内心受到苛责。
苦恼！苦恼！
“我们”一词的两次出现将斯蒂芬和布卢姆的内心思想连在了一起，但它们有着相反的内涵：布卢姆是在感恩，这一次他被纳入了这个集体名词之中；而斯蒂芬却是在感到束缚，因他那快要被淹死的妹妹正拖拽着他。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单音节词构成的段落凸显出来，就像是波浪翻滚的洋泾浜语海（seaofDjoytsch）中的两座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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