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
古巴导弹危机已成为激发人们不断深思的事件。
１９6２年１０月，在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十三天中，美苏站到了核大战悬崖的边缘；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像这样如此多的生命在瞬间就可能会灰飞烟灭的危险。
如果当时战争真的爆发了，可能会造成一亿美国人、更多的苏联人以及上百万欧洲人丧生；历史上其他的自然灾难和悲剧也都将显得微不足道。考虑到此次核灾难发生的概率——肯尼迪估计“在三分之到二分之一之间”——我们逃过此劫是多么的侥幸，直到今天还让人心有余悸。
此次危机折射出：在核时代，我们的生存面临的重要但仅仅是部分“可以想象的”现实。
此次导弹危机是现代史中被研究得最多的事件之一。但即使是对其中最重要的问题，迄今也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问题如：
苏联为什么在古巴部署进攻性战略导弹？俄国人采取这个背离其传统*策、极其危险的行动要达到什么目的？在美国一直警告不会容忍这样的行动的情况下，赫鲁晓夫怎么会做出如此巨大并可能是致命的误判呢？
为什么美国做出用海*封锁古巴、阻止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的反应?美国有必要进行一场公开的核对峙吗?还有其他什么现实的选择方案吗?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对美国构成了什么样的威胁?
为什么导弹会被撤出?
此次导弹危机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关于核对抗和核战争危险，此事给了我们怎样的经验教训?在冷战后，这对危机管理和*府间的协调有什么参考意义?这是处理对抗与冲突的一种模式吗?
——《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
2.《脆弱的崛起》
☆徐弃郁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认为德国物质力量的增长必然导致战争。恰恰相反，徐那种细腻的分析揭示了，虽然德国崛起引起了那种将各行为主体推向战争的结构性压力，但这种压力本可以被良好的战略和领导力所消解(就像俾斯麦所展现的)。正是由于俾斯麦的继任者缺乏这种战略和领导力，使巴尔干半岛上并不重要的事件点燃了全欧洲的战火。
——哈佛大学肯尼迪*府学院创始院长、著名国际*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
☆《脆弱的崛起》因其*治洞见力而彰显价值……这本书从根本上说是关于领导力的;更确切地说，它关涉领导力在俾斯麦那里如何展现，在俾斯麦下台后如何缺失。
——伦敦*治经济学院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大卫·史蒂文森
☆这是一部深刻剖析德国—年兴衰史的新作。它生动而详实地论述了德国统一后，俾斯麦通过正确的战略策略，使德国避免成为大国矛盾的中心，得以在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快速崛起，而后来的领导人却一再误判形势……作者依据可靠的史实，勇于挑战历史上*治家们出于现实需要做出的结论或散布的观点，这种治学态度值得称赞。
——原中国驻德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原会长梅兆荣
☆弃郁先生这部力作恰逢其时……本书不仅对德国大战略的形成和转变的刻画入木三分，而且剖析了其国内经济、社会、*治、意识形态背景，处处发人深省。这是一部上佳历史学著作；也是一部充满引人入胜的战术细节的优秀战略学著作。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
☆历史总是和当代相关的，人类总是能够从历史上学到很多经验教训。中国正在崛起，已经向世界昭示了“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决心。但要达到此目标，并非易事。中国因此不仅要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经验，也要从世界历史中寻找。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必须重新解读历史，以揭示其和当代的相关性。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种重新解读。徐弃郁讨论的是德国崛起的历史。也是欧洲走向战争的历史。作者放弃了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简单化的理论分析，深入到德国这段历史的诸多细节。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讲席教授郑永年
传统上普鲁士/德国并不是一个重视海上力量的国家。由于陆上强国环伺，普鲁士一直将陆*放在首要位置，而且统一之前德国的海岸线分别属于不同的邦，分散的海岸线和港口资源使建立一支强大的海*更加不可能。
德国统一以后，随着德国海外贸易和殖民地利益的急剧扩大，扩建海*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然而在俾斯麦掌权时期，德国对于海*并不重视。这一方面是决策者对陆权优先于海权的根深蒂固的认识，比如陆*元帅曼陀菲尔在年给陆*内阁长官阿尔伯蒂尔的信就反映了这种普遍态度：“我也属于腓特烈威廉一世国王那些没文化的支持者之列，就是会卖掉他最后一艘*舰来增加一个新的营。”
另一方面，俾斯麦本人的立场也十分重要。与他认为德国不应努力寻求权力最大化的思路相一致，俾斯麦认为，德国在拥有世界第一的陆*后再进一步扩大海*实力将引起英、法、俄等大国的紧张并刺激其形成反德联盟，因此过分强调发展海*来保卫海上利益是一种“绝对安全”的思路，即有害又不现实。
针对要求扩建海*以防止英国危害德国海外利益的呼声，他指出德国防止英国滥用其海上霸权相对有效的方式是与二流海*强国组成“武装中立同盟”，因为年的《巴黎宣言》就表明这类国家决心保卫自己的海上航行权利，德国组成这类同盟是完全可行的。
他承认，这种方式只能保证相对安全，但他警告说，对于德国的商业利益和海外殖民地来说不存在绝对安全，因为任何试图使德国海*力量赶上英国的努力都会被英法海*之间的联合所抵消。正是在这两种主流认识的影响下，德国海*在俾斯麦时期保持了较低的发展水平，在战略上则着眼于近海防御。
然而，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对海*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立一支实力强大的、主要用于远洋作战的“大海*”（Groβflotten）成为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更引人注目的是，德国一扫历史上漠视海上力量的传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经略海洋、扩建海*的巨大工程之中，支持建设“大海*”成为一种席卷全国的、几乎是全民性的热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巨大的转变已经不再是历史的延续，而是历史的一种“断裂”，其背后有着十分复杂而强大的动力……
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戈登·马特尔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他使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再度成为解释一战为何爆发的最佳研究成果。马特尔不仅使乔尔的研究得以更新，而且对其进行了提升和扩展，这是一次学术研究和编辑天赋的胜利，乔尔一定会为此感到高兴。”
——美国历史学会乔治·路易斯·皮尔奖获得者，美国历史学家：小塞缪尔·R.威廉姆森
☆“这部集学术性、综合性、精妙分析于一身的著作应作为所有该时期历史研究者以及当今*策制定者的必读书”
——剑桥大学*治学与国际研究系主任，国际关系史专家约翰·F.V.凯格尔
什么样的社会心态使“一战”爆发?
尽管在所有欧洲国家里很多人肯定对战争感到疑虑和担心，但是有足够的普遍对战争抱有热情的证据(尤其是在各个社会内的能言善辩的成员中间)表明民众看待战争时的情绪经常是兴奋与宽慰。更加详细的研究也许会表明，对德国皇太子所称的“新鲜而快乐的战争”的热情需要加以修正(保守派的圈子里至少从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使用这个说法了，也许是呼应了一首当时流行的狩猎歌：“冲出去，冲出去，参加快乐的追逐，身心焕然一新地冲向那新鲜的狩猎场。”这个提法还表明了许多欧洲人仍然把战争当作一种体育竞技的程度)。
但是肯定的是，在年8月(此后有些人总是回顾这段时间，把它看成他们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一个短暂的阶段里，战争在每一个国家使人们忘却了他们之间的相异之处，创造了一种民族团结的意识。因而在法国的村庄里天主教神甫破天荒地与小学教师互相交谈了，在柏林的帝国议会大厦里社会民主*的议员们出席了德皇举行的招待会。
在英国，尽管乌尔斯特统一派成员不会与爱尔兰自治运动支持者同台出席爱国集会，但是看上去曾将导致内战的问题至少暂时被搁置起来了。这种朴素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情感显示出社会*人和其他反战人士把国际主义情感的力量过高地估计到什么程度，同时又把欧洲各国*府能够煽动的民族主义本能情感低估到什么程度。这不仅仅是由于社会*人经常错把言语当成现实，或者号召举行总罢工的激进分子们并没有做任何实际的准备工作。
关于一战前的外交博弈的漫画
当战争到来之际人们之所以普遍接受它，正是由于几十年来在全欧洲爱国主义已被灌输至国家生活的各个层次之中。这也是多年来使用新达尔文主义的为生存而斗争和适者生存的语言讨论国际关系的结果。而且这些年来通过暴力革命获得解放的思想已经广为传播，无论是个人解放，还是民族解放都需要暴力。
这一现象并不局限于大人物和有权势者。没有这种思想，促成七月危机的年轻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就不会受到激励去暗杀那位奥地利的大公。许多理论家把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应用于民族性原则。罗马尼亚作家奥雷尔·波波维奇把民族主义看成“自然法”的胜利：每个民族按照自己的独特特性发展下去，这种斗争构成了18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自由平等思想的一个“更加高级的阶段”。他认为民族性取决于自我意识，即一种民族意识，这种意识——一旦一个民族拥有了它——呈现出一种有机生命体的特征，自然赋予了该生命体与生俱来的生存权利和发展自由。但是，如果它要成长和兴旺，它必须像任何其他生物一样具备成长繁荣的适当环境，即它需要生存空间。
……
确实人们普遍认为，战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件好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西斯分子在强调战争经历重要性的时候特别强调的纪律性和服从意识这些美德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被大肆宣扬了。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分子尤其不断地宣扬这样的情绪:“尽管心胸狭窄的民主派人士呼喊反对战争，把战争说成是过时的野蛮行为，但是我们把它看成对日益虚弱者最强有力的激励，是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快速和英勇的手段。一个民族不仅需要深厚的感情，而且需要另外一种美德，一种正在日益受到鄙视、不太被人理解的美德——服从。”
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三版）
4.《二十年危机－:国际关系研究导论》
危机时期是历史上司空见惯的事情。
年至年20年危机时期的典型特征是，人们从前十年满怀虚幻的希望陡然跌落到后十年充满悲凉的失望，从无视现实的乌托邦理想状态陷入了断然剔除任何理想成分的现实中去。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20世纪20年代的虚幻理想是一种迟到的反思，映射出一去不再复返的过去一个世纪。
那是一个*金时代∶领土和市场无限扩张;充满自信但却并非高压强制的英国霸权管理着世界;团结一致的"西方"文明通过不断扩大可以共同开发和利用新的疆域化解内部冲突;大家自然而然地坚信两个理念，一是一人之福祉必然也是众人之福祉，二是经济上正确的事情在道德上也必然正确。
这种乌托邦思想所依据的现实，在19世纪结束之前就已经消失殆尽。所以，年的乌托邦思想只能是空中楼阁，毫无实际意义。它对未来无法产生影响，因为它没有在现实中扎下根基。
这种乌托邦思想的第一个最明显的悲剧是它凄惨的崩溃以及这种崩溃所带来的绝望。一位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写道∶
"欧洲民众第一次意识到，在这个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不是理性和明智的力量，而是盲目、非理性和邪恶的力量。"乌托邦主义的观点是，英国的福祉也是南斯拉夫的福祉，德国的利益也是波兰的利益，所以，国际冲突只不过是暂时的误解和恶意的产物。误解是可以避免的，恶意也是可以纠正的。现在，这种虚假的观点再也不能使国际关系显得合情合理了。
多年以来，冲突的现实悄悄地溜出了西方文明中思想家的视野。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面对世界的自然状态，既感到震惊，又茫然困惑。18、19世纪只有在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才发生的那些残酷行为现在却发生在文明人群之间。极权主义显然不是危机的原因，而是危机的结果。极权主义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疾病的症状。危机在哪里发生，哪里就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乌托邦主义崩溃的第二个悲剧比较微妙。它来自第一个悲剧，同时又加重了后者的悲剧色彩。在19世纪后半期，冲突日益严重，已经危及了利益的和谐。当时，一剂达尔文主义的猛药挽救了世界的理性。人们承认了冲突这一现实。但是，冲突是以强者的胜利而告终的，强者的胜利自然是进步的条件。于是，弱者的牺牲拯救了人类的荣誉。年之后，只有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分子仍然公开坚持这种陈词滥调，以使国际关系显得合理并符合道德规范。
但是，西方国家使用的是一个同样令人怀疑并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权宜之计。西方国家为利益和谐论的崩溃感到惋惜，对朝着达尔文主义的转向感到震惊，于是便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道德。这一道德的基础不是强者的权利，而是有产者的权利。像所有制度化的乌托邦意识一样，这种乌托邦思想成为既得利益的工具、也堕落为维护现状的堡垒。
满足现状国家的*治家和宣传家试图将国际道德等同于特权国家集团的安全、法律与秩序以及其他一些长期以来使用的口号;不满现状国家的*治家和宣传家则断然否认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国际道德。这两类国家的*治家和宣传家是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负有同样的责任呢?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无论采取达尔文主义的方式还是采取西方国家的方式将国际关系道德化，都必然遭到失败。
我们既不能接受达尔文主义，也不能接受利益自然和谐论。前者认为，强者的利益就是整体的利益，因此毫无愧疚地盘算着怎样消灭弱者;后者过去曾经扎根于现实，但现在却丢失了现实的根基，因而必然成为特权阶层维护既得利益的口实。这两种理论都已无法成为国际道德的基础。由于它们的失败，我们没有现成的方法去解决如何协调国家利益和世界社会利益这一问题。国际道德正处于消散流失的状态。
我们沿着什么方向才能找到国际道德复兴的路途呢？当然，国际道德可能无法得以复兴，世界可能正在滑向一个倒退和混乱的时期，现有的社会形态会土崩瓦解，新的社会模式终将以某种熟悉的形式呈现出来。如果情况如此，那就不可能是一种短暂的、没有痛苦的经历。那些相信世界革命是通向乌托邦的捷径的人完全无视历史的教训;近年来，持这种观点的人数似乎是减少了。
有人曾经认为，闹革命而不是在绝望中逃避才是世界的出路。我们没有理由继续相信这种观点了。我们的使命是探讨国际秩序崩溃的缘由，是要发现在什么基础之上才能够重建国际秩序。这个问题像其他*治问题一样，必须从权力和道德并重的视角予以考虑。
延伸阅读：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
所有这些条约，以及由它们派生出来的许多较小的条约和协定，构成了战后的和平安排。
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四年零三个多月。从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到年11月11日协约国接受了德国的要求而签订停战协定。
停战之后，协约国需要五年多的时间去完成全面的和平安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几乎每一件国际性的重大的*治事件，都是这些安排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
5.《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策评析（增订本）》
以宏大视角阐发“遏制战略”演化进程
彻底展示冷战背后的大战略的内在机理
“这是一部具有敏锐洞察力及启发意义的历史分析……对于理解历史以及思考当下及未来都十分重要的著作。”——《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
可以认为，美国在整个美苏冷战时代的国家大战略始终以遏制观念为主要基础，以包含种种具体历史形态的遏制战略为其国家安全*策的根本内涵。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就此重大论题领域而言，一直缺乏一部在历史学和战略研究双重意义上（或曰在战略史意义上）堪称卓越的专著，直到时任俄亥俄大学教授的外交史家和战略思想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年出版《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策评析》为止。
该书（《遏制战略》第一版）连贯、统一和深入地考察了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末期到吉米·卡特为止各届美国*府的对苏战略和国家安全*策，问世后很快被广泛认为是一部具有经典水平的战略史杰作，而且做出了重要的大战略理论思想建树。
年，在冷战已经结束、苏联已经解体的情势下，已改任耶鲁大学历史系罗伯特·洛维特讲座教授的加迪斯出版了该书的增订版，不仅大量使用了该书初版问世后逐渐可资利用的新史料，而且将考察范围扩展至里根*府的*策和冷战终结，由此该书的副题也顺理成章地改为“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策评析”。
就其论题而言，被《纽约时报书评》杂志赞誉为“里程碑式的史书”的这部著作具有特殊甚或独特的视角，此乃它的考察和论述方式的根本特色。
加迪斯就此在前言里开宗明义地宣告：“（本书）不是从较传统的外交、经济、意识形态或*事视野出发对待其课题，而是从我认为囊括了所有这些的一个视角出发，那就是战略视角。我用‘战略’一词，是颇为简单地指目的与手段、意图与能力、目标与资源据此联系起来的过程……*策的学术研究者们在着迷于区域性、专题性或官僚机构研究方法的同时，对它的注意少得出奇。我愿将这‘战略的’视野应用于遏制观念——那在我看来一直是战后国家安全*策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