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马丁·普克纳在《文字的力量》一书中，带我们踏上一场文学朝圣之旅。他游历希腊、中国、土耳其与印度的文学狂欢节，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交流，与当地居民对话。文学爱好者能够借助此书理解名著和伟大作品背后的广阔文明图景。这些故事关于青年英雄、优雅的东方女官、浪漫骑士，也关于阿拉伯芬芳的集市、莎草纸、羊皮纸和印刷机。
澎湃新闻-私家地理经出版社授权选取其中一个位于加勒比的绿色小岛，“西印度群岛的海伦”圣卢西亚岛的章节，讲述了作者寻访后殖民文学代表人物，诺贝尔奖获得者德里克·沃尔科特的故事，了解到这位文学家是如何将小岛“文学化”，并将它“放”在了地图上。
加勒比海的小岛圣卢西亚
新的国家需要故事来告诉他们自己是谁，这在20世纪中期体现得尤为明显：那时欧洲国家失去了对殖民地的掌控，几十个新的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诞生了。
世界上单一民族国家的数量翻了四倍，从五十个左右到超过两百个。独立带来了文学的繁荣。这些新的国家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因为欧洲殖民者曾经为了自己的方便而划分了领土边界，常常强迫敌对的族群、语言不同的团体和部落变成一个单一的行政实体。这些挑战使得通过经典文本来创建文化的凝聚力和同一性变得愈发重要。有时，更古老的口述故事被复兴，变成了书面史诗，就像西非的《桑介塔史诗》的境遇那样。但不是所有的新国家都足够幸运到拥有本国的史诗传统，这意味着，新的文本需要被个体作家创作出来，就像维吉尔曾经为罗马所做的那样。
因此，有了我们今天所称的“后殖民文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大爆发。
我曾经一直对一个与此相关的、最极端的例子很入迷：加勒比海的小岛圣卢西亚（St.Lucia）和在当地居住的作家德里克·沃尔科特。他是承袭了荷马传统的史诗《奥美罗斯》的作者，也是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不像其他许多有着古老文学传统的前殖民地，圣卢西亚在沃尔科特的作品之前几乎没有文学作品。当地人口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后的两个世纪里已经被完全抹去，而从非洲强制引进的奴隶们是来糖料种植园劳动的，这座小岛是用于农业生产的，而不是文化。
总而言之，沃尔科特是这座小岛第一位有名的作家。当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可以享受自己来自一个只有16万人口的国家这种想法。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卓有成效地带领这座小岛从无到有地走到了诺贝尔奖面前。有着30万人口的冰岛也自豪地拥有一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年的获奖者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但是冰岛有着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萨迦文学传统。沃尔科特独自一人成功地将他的后殖民国家写进了世界文学。我决定去拜访他。
从空中看来，小岛很引人注目，一大片高耸的绿色群山，上面浮着一束束云朵。看起来似乎没有可以降落的地方，但是在一阵盘旋之后，我们突然降落在南端的一个简易机场——希瓦诺拉机场，地图上为数不多的美洲印第安名字之一。大部分其他机场都有法语名。这个机场在维约堡。从机场出来，路上经过一些小村小镇——拉博里和舒瓦瑟尔——还有一些地标，包括苏弗里耶尔，那里的火山活动形成了冒着泡的温泉，往空中释放着难闻的硫磺味。
一块招牌写道，“加勒比海唯一的免下车火山——来感受这座热带岛屿的心跳吧”。除了这块招牌，沃尔科特将所有这一切都放进了他的作品里。舒瓦瑟尔是他祖父生活过的地方——我们甚至在一首诗里知道了街道住址，而这座火山口作为通往阴间的入口，在他的作品里被放大了一倍。在圣卢西亚，无论我去哪里，都能通过沃尔科特的作品看这个地方，尤其是通过他最伟大的作品《奥美罗斯》——这是沃尔科特为了给自己年轻的国家写下一部经典文本所做的尝试。
此次同行的有我的伴侣阿曼达和朋友玛雅。我们在芳都（FondDoux）投宿，这是一座种植可可豆、肉桂和许多其他热带花卉与水果的种植园。一些植物是当地的，另一些则来自外地——非洲或者太平洋，和奴隶一起被带过来的。
这座种植园由五六座主建筑和散落在各处的样式不一的小屋组成，坐落在圣卢西亚绿色群山的小山丘上。我们很快见到了种植园的经理利顿，一个四十岁出头的高个男人。他一听到我对德里克·沃尔科特感兴趣，就开始给我们免费提供饮品。沃尔科特显然是价值极高的“通货”。
利顿说，沃尔科特曾多次到访这座种植园，一次是与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记不住那人的名字了（沃尔科特后来告诉我是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利顿带着会意的微笑说，在一次来访中，沃尔科特抱怨这座种植园到处都没有他的照片。等我转了一圈之后，我明白沃尔科特的意思了。这座园子贴满了查尔斯王子的照片。几张与利顿一起的查尔斯王子；与工作人员一起的查尔斯王子；在露台上的查尔斯王子；查尔斯王子看着晒可可豆的可移动架子；查尔斯王子紧挨着捣碎可可豆的铁管。
所有的建筑物或墙壁上，都有一个由卡米拉陪伴着的洋洋自得的查尔斯王子在俯视着你。当然，在这种对前殖民国家的忠诚中，这座岛屿的民族诗人能有一席之地吗？利顿对沃尔科特承诺他会修正这个情况，但是还没付诸行动。
虽然沃尔科特在芳都失败了，他在圣卢西亚标志性的中心，即首都卡斯特里（Castries）的中心广场却获得了成功。在英国的统治下，这个广场被命名为“哥伦布广场”（尽管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来没有踏上过这座岛），但是大部分圣卢西亚人拒绝承认这个名字，只是叫它“广场”。现在，那里有一座德里克·沃尔科特的雕像，并以他的名字命名。
沃尔科特，这座小岛土生土长的儿子，成功地通过文学取代了那位意大利探险家。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在家乡圣卢西亚
为了加深我的研究，利顿友好地安排我与这座小岛非官方的历史学家格雷戈尔·威廉斯（GregorWilliams）博士见面，他曾经是沃尔科特的学生。“告诉你的司机在山上的加油站与我碰面。”威廉斯博士在电话那头这样说道。于是，没有司机的我开车将我们一行人带到了一座陡峭的山顶，那里有一个加油站，看起来像是约定的那一个。不久，一辆小车开了进来，从车里走出一个人，他就像图画书中的加勒比海知识分子：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戴着像是年前后在莫斯科制造的大厚框眼镜，有着飘逸的白发和白色胡须。
他转而搭乘我的车子，然后指挥我开往山上西印度大学的圣卢西亚校区，这里之前是英国殖民者的军营。
我们一从车里出来，他就开始了对始于美国独立战争的圣卢西亚殖民史的戏剧性描述。我们站在可以统治这座岛屿的位置，威廉斯解释说，这是幸运山(MorneFortuné)。它幸运的主人可以指挥两个重要的海湾：一个现在被油轮占据；另一个位于这座小岛的首都卡斯特里，那是岛上一半人口的家园和加勒比海最棒的天然海港。威廉斯大步跨过这片区域，解释了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一个戏剧性事件，即英国和法国海军在彼此不知道的情况下前往圣卢西亚。两支舰队终于发现彼此后，当场进行了激烈的交战。随即，这座小岛经历了法国和英国的交替统治，而每一次交替时，他们都会围攻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
因此，圣卢西亚有时被称为“西印度群岛的海伦”，是敌对的殖民国家之间争夺的一个美丽战利品。
加勒比海的荷马
在这整堂历史课中，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一切我都听过，而且是从沃尔科特那里。《奥美罗斯》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这首诗试图诉说这座岛的全部历史。
如果作家生活在文学历史悠久的文化中，他们可以依赖更早的作品来讲述一个民族的集体故事，比如希腊的《伊利亚特》或者印度的《罗摩衍那》，抑或是冰岛的《埃达》。新国家的作者们，尤其是在新大陆的，通常没有什么经典文学可以借鉴，他们不得不自己创造一个（玛雅人和他们的《波波尔·乌》是个例外)。但这个计划很可能出问题，导致创作出浮夸或虚假的作品。有一个为罗马写出成功的经典文本的“维吉尔”，就可能有一个“乔尔·巴洛”(JoelBarlow)，后者在年出版的《哥伦比亚特》可没有成为美国的经典文本。
巴洛失败了，而沃尔科特成功了。在《奥美罗斯》中，我们读到欧洲对新大陆的征服，从皮萨罗和科尔特斯等最早的西班牙征服者开始。然后，我们读到的是带来了西非传统的奴隶们。沃尔科特甚至提到了曼丁戈文化及其在加勒比海遗风犹存的吟游诗人们，因为许多被带到新大陆的奴隶来自西非。英国舰队的指挥官乔治·罗德尼男爵（SirGeorgeRodney）出场了，还有幸运山之战、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奴隶制的废除等，都纷纷登场。
可是就算沃尔科特在讲述新世界的历史，他还是借鉴了旧世界的模板，尤其是荷马。虽然青铜时代的希腊和20世纪的圣卢西亚之间相隔千里千年，沃尔科特发现了隐含的共同点，尤其是暴露在大海的变幻莫测之下的岛屿生活。
结果，沃尔科特不是将《伊利亚特》或《奥德赛》重新设定在圣卢西亚（尽管他之后的确将《奥德赛》改写成一部戏剧），而是用荷马史诗里的名字塑造了当代的圣卢西亚人物。他们包括渔民阿基里斯和货车司机赫克托耳，他们争夺着扭着臀的漫不经心的海伦。沃尔科特诙谐地让他有着英雄名字的人物与岛上的世俗现实冲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将世俗上升到神话（就像詹姆斯·乔伊斯在他的小说《尤利西斯》里把一个普通的爱尔兰人变成主人公）。
结果，得到的是一部史诗，它通过动用所有可得的文学资源来尝试理解圣卢西亚动荡的历史。在这部史诗中，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并不提供具体的故事，而是表明一种野心，为加勒比海写下一部经典文本的野心。如果圣卢西亚因为敌对的殖民国家的相互争夺而被称作“加勒比的海伦”，那么德里克·沃尔科特则宣称自己为这座岛的荷马。
在20世纪人们对经典文本的诸多尝试中，沃尔科特的《奥美罗斯》是最大胆的。它也是最成功的，得到了最重要的文学奖项恰如其分的认可，并作为后殖民文学的典范屹立于世。
圣卢西亚的一张旧地图
格罗斯伊斯勒
格罗斯伊斯勒（GrosIslet）位于圣卢西亚岛的最北端，是作品中一些情节的发生地，也是沃尔科特生活的地方，于是我前往那里与他见面。
安排这个见面并不容易。我第一次致电时，83岁的沃尔科特亲自接了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而且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我的拜访要求。“西格丽德在的时候，你再打电话来吧。”他说道，然后挂了电话。我又一次致电，西格丽德——沃尔科特的长期伴侣——做好了安排这次拜访的准备，而沃尔科特在电话的另一端听着；我可以听见他的呼吸声，但是他一言未发。西格丽德无法给我一个确切的日期，只能给我几天的空档期。
我一抵达圣卢西亚就再次致电。沃尔科特似乎完全忘记了这次拜访。在几个来回之后，他稍微记起来了，就说:“西格丽德在的时候，你再打电话来吧。”当我这样做时，西格丽德很专业，并且很高兴地安排了拜访。“你不知道来这里的路，”她郑重地说，“这里太复杂了。在卡斯特里以北两千米的壳牌加油站和我碰头吧。”
(加油站在圣卢西亚似乎是个碰头地点。)在找到一个似乎是对的加油站后，我等了一会儿，不久一个白人女性出现了：西格丽德。
“所以，你是德国人吗？还是只是你的名字是德国的?我和德里克之前在讨论这件事。”——这是她最先说的一句话。我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声“是”。她似乎因为我的回答而平静下来，挥了挥手：“跟我来。”
德里克·沃尔科特和西格丽德·纳马生活在建筑于水上的三栋匀称的房子里，其中一栋是他的画室。房子内部装修简洁现代，有精心设计的书架。露台可以看见海景，我看得特别着迷，以至于差点没看到坐在角落桌子旁的沃尔科特。他年纪大了，驼着背，个头小小的。他并没有起身，而是示意我坐到他旁边。西格丽德正要出门去买几把椅子。“晚点见(bisspter)，”她说，然后补充道，“翻译一下!”*我试着回复道:“晚点见?”然后她就走了。
“你对什么感兴趣?”德里克问道。我尝试解释有关歌德去西西里岛旅行的事，以及它是如何启发我只要有时间就去旅游和追寻文学踪迹的。我解释得不是很好。
“我对文学和地方很感兴趣，”我最后脱口而出。“你是指地理上的?”“是的，”我用力地点了点头。他花了一些时间思考圣卢西亚在地理上对他意味着什么，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语言。他解释说，在这里，大部分人使用的语言是克里奥尔法语（FrenchCreole），一种与书面文学没有关系的口头语言。一位来自圣卢西亚的有抱负的作家需要将这种完全口头的语言变成一种书面语言。沃尔科特不仅要创造一部经典文本，还要创造书写它的语言。
沃尔科特在自己家中并不说克里奥尔法语——他不跟母亲说，只跟一位在家中给母亲帮忙的寡妇说这门语言（在沃尔科特一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自己跟克里奥尔法语的关系有点疏远。
“我不用克里奥尔语思考，”他承认，但接着补充道，“但当我写作时，我的直觉是用克里奥尔法语。”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悬而未决。
找到一种对的语言与找到一种恰当的文学形式是相关的。沃尔科特是学习英语文学长大的，而这吸引他将克里奥尔法语和西方的文学传统结合在一起。
沃尔科特用接近克里奥尔法语民歌的民谣，以及四行诗这样更加正式的格律和结构做尝试，来形成一种新的英语。
一些评论家批判沃尔科特将西方文学常规和圣卢西亚方言结合，而其他一些评论家则为之辩护，包括他的朋友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Brodsky，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门生）。这些争议使沃尔科特对学术争论很谨慎。“我不相信知识分子，”沃尔科特告诉我，“因为他们没有幽默感。”接着，他描述了与约瑟夫·布罗茨基和谢默斯·希尼一起度过的有着低俗幽默的有趣夜晚。希尼将在几周内再次到访。我觉得那个场景很迷人，三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沃尔科特的阳台上嬉笑玩耍。沃尔科特还画了一幅希尼的画像，用的是强烈的、引人注目的颜色，他带我到他的画室去看那幅画。
我注意到我们的话题偏离了地理。“好吧，我可以聊聊地方，”他说。但是他又继续谈论语言。“既然你提起，我想起了自己给纸上的一个地方命名，或者给一个东西命名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兴奋感。更早些时候，比如，如果有人说了’面包果’（breadfruit）这个词，会在剧院里引起一阵笑声，因为人们认识它，甚至因为人们感到尴尬。”面包果对观众来说很熟悉，但在艺术中却很陌生，因为大部分艺术都是引进的，没有它们的岛屿和在岛屿上生活的痕迹。是的，沃尔科特继续努力描绘圣卢西亚。他将新的地名、新的人物和新的果实添加到文学词典里，这些都是他将圣卢西亚写进文学史的计划的一部分。
这是一部经典文本必须要做的：将一个地方、一种文化和一种语言第一次转化进入文学。
年，12艘法国战舰袭击7艘停锚于圣卢西亚的英国战舰。18世纪，圣卢西亚是英法殖民者争夺的对象，“西印度群岛的海伦”。
在不安的大西洋海岸
在《奥美罗斯》之后，德里克·沃尔科特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直都是《多芬的海》(TheSeaatDauphin)，它是年的一部独幕剧。这个剧本比《奥美罗斯》朴素得多，它所处的世界与史诗是一样的，但它对那个世界的深远历史没什么兴趣，也没有荷马的影子。然而对我而言，这个剧本以最浓缩的形式展示了沃尔科特的文学想象力。开场的舞台提示描述道，“西印度洋上一座迎风的岛屿，在不安的大西洋海岸。”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我不知道“迎风的岛屿”是什么，但是那个意象让我难以忘怀，也许是因为它太分散了，很难被聚焦。
在来到圣卢西亚之前，我在大西洋岸边的一张地图上瞥见过多芬，就是这个剧本以其为背景的小渔村。从地图上看，一条小路蜿蜒穿过一座座山，一直通到村庄，而村庄就坐落在那儿，是暴露于风和大海中的一个荒凉的小圆点。当我和德里克·沃尔科特的对话接近尾声时，我提到了《多芬的海》。戏剧在加勒比海尤其是个挑战，沃尔科特说，因为这不仅关乎创造一种适合这个地方的语言，也关乎有一个可以表演它的剧院，以及愿意来看戏的观众。
沃尔科特曾尝试和他的双胞胎兄弟一起创造这样一种文化，先在圣卢西亚，后在特立尼达，他在西班牙港建立了颇受赞誉的特立尼达戏剧工作坊。
西班牙港那时是东加勒比海最大的城市，沃尔科特在他的诺贝尔奖获奖词中对它表示了敬意。一个合适的城市正是剧院繁荣发展所必需的，仅有一座岛是不够的。在西班牙港和波士顿度过一些时光后，沃尔科特永久地搬回了圣卢西亚，并在那里讲授戏剧创作，他从来没有如此深切地感受到这里缺少一间合适的剧院。甚至，曾经是加勒比海剧院代表的特立尼达戏剧工作坊，也在困难时期倒闭了。
沃尔科特还向我解释，虽然有很多困难，但相比于史诗或其他文学形式，戏剧还是有其长处的。尽管圣卢西亚可能没有剧院文化，但它有其他东西：狂欢节。狂欢节不是单一作者的作品，它是集体性的。它是圣卢西亚自己的主要艺术形式，也是沃尔科特对戏剧产生兴趣的原因。
谈到这个，沃尔科特变得兴奋起来。他解释道，狂欢节的中心人物，是叫作帕帕·加布（PapaJab，法语“魔鬼”一词的简称）的生物，一个留着胡须的老头子，像圣诞老人，甚至像神一样，但实际是头上长角的魔鬼。
在节庆过程中，帕帕·加布被杀死，但是在三天之后又被复活了。“你还知道魔鬼被复活的其他例子吗?”对这个转折感到高兴的沃尔科特问道。另一个受欢迎的时刻是，帕帕·加布抱怨地狱对他来说太热了，因此向人讨水喝。“孩子们跟着他一起唱。”沃尔科特说。然后，他突然说起克里奥尔法语:“给我水喝，我在燃烧。”他觉得，魔鬼在自己的地狱里感觉灼热，并向人讨水喝这个想法极其滑稽。帕帕·加布还有一把三叉戟，当孩子们太烦人时，他就追着他们跑。大家一起玩耍着。
“我一直想去一趟多芬，”我终于大胆地提出来，而且小心地解释，我是多么喜欢那部话剧并为其着迷，以及我很想去看看那个相当偏僻的地方。沃尔科特认为去多芬这个想法很荒谬。“不，不要去，它在很远的海边。估计你只会看见一堆悬崖。那里没有村庄。”
我吃了一惊。“没有村庄?”“我认为没有。”他说，但听起来不那么确定了。对此，我既困惑又失望。
没等我找到方向，西格丽德就回来了。“我给你带了椰子水。它很有益于健康，是唯一一种和人的血液有相同电解质的饮品。给你。”因为想着椰子水的健康效果，我们把它都喝了，味道很好。尽管喝了有电解质的饮料，沃尔科特还是累了。“这些够了吗?”他问我，这让我很感动。在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催促沃尔科特谈论他跟圣卢西亚，以及跟它的语言和地理的关系，而他一直很勇敢地在配合我。
在我离开时，我听到沃尔科特说克里奥尔法语。惊讶的我看了看四周：他是这样跟西格丽德说话的吗?不，他是在跟佣人说话。沃尔科特也许不用克里奥尔法语思考，但它仍然是他与许多人对话的语言，就像在《多芬的海》的一个英文版本里，它是渔民们说的语言。我关上门，上了车，然后回到了芳都。
沃尔科特否定多芬使我心烦意乱。“怎么了?”阿曼达在我回来时问道。“没什么。”我闷闷不乐地打开谷歌地图，放大了多芬。就像沃尔科特预言的那样，我什么都看不到。那里只是一个杂草丛生的小海湾，没有村庄的踪影。无论如何，我应该去那里吗？我问一位在种植园工作的年轻人，我租来的小车能否开到多芬。“可以，你当然可以开车到那里。”他很惊讶有人想去那里，但确信我可以做到。他自己去过那里吗？没有，事实上他并没有去过。
那天晚上，晚餐之后我们在海边小镇苏弗里耶尔的海港游玩。人们手上拿着酒，漫无目的地转悠着。那里有一座加油站（这是当然的），还有一间挤满了人的简陋酒吧。我们迟疑了，但是酒保发现了我们。“来跟当地人喝杯酒吧。”他愉快地说道。我们进去了，点了皮顿（Piton）——圣卢西亚产的啤酒。其他人都在喝喜（Heineken）：
我们在尝试变得本地化，而他们在尝试变得国际化。
年的一张明信号，描绘了圣卢西亚港的美景
我向他打听多芬。“你想去多芬?”他怀疑地问道。“去跟那边那个人聊聊吧，他去过这座岛上所有的地方。”我照做了。那条路是通的吗?是的，当然是的，但那座村庄从五六十年代起就废弃了。但是，没错，我可以开车去那里。没有问题。他自己去过那里吗?没有，事实上他自己没有去过。太奇怪了，在一座不到平方千米的岛上，竟然没有人去过多芬。
那天晚上，我还是决定要去。在旅途中错过了这么多目的地后（我盼着去马里，但因为内战无法成行，摩苏尔也一样)，我不会再让任何人阻止我去多芬。我早早地起床，这一天顺利地开始了。我上了车，然后沿着山路往北开。南边没有几辆车，只有大部分人乘坐的小巴士和偶尔从某个高档度假村驶出的豪华轿车。当天是礼拜天，人们穿着最好的衣服沿着马路步行到教堂。马路坑坑洼洼的，但是有些路段情况良好。
不出所料，一个提示牌告诉我这些道路是欧盟花钱建的。当我离开沿海道路后，我发现内陆有不少村落，至少那里不是我所期待的野生森林。问过几次路后，我穿越了山区。房屋变得更少，路况也变得越来越糟。然后，完全没有了房屋，很快连道路也没有了，但我兴高采烈地继续前行，躲避着越来越大的坑。我可以看见远处的大海：在沃尔科特的剧本里被栩栩如生地描绘的、多芬的海。
接着，车子歪到路边，车子底部发出一阵刺耳的刮擦声，然后我被困住了。
我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在后备箱里找到一个千斤顶，然后试图把前面的轮胎给挖出来，但是没能成功。天气热得要命。我已经好一阵子没有看见人影了。我想起自己拒绝了任何一种车险，而现在这辆车估计已经被我毁了。
我开始往回走。当我到达第一座房屋后，有三个年轻人愿意提供帮助。等我们到了车子那里，他们看了一下车子的状况，都摇摇头，但接着开始想办法。他们示意我上车，然后给我指示，试图用各种方式推动和抬起车子。向前、停止、往这边转、回去一点。我完全不明白他们的指令，但还是照他们所说的去做，我的反应有时候很迟钝，这让他们有些恼火。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成功地将我的车拖了出来。
我们开着车往好一些的路上走，一路弯弯曲曲的，他们指导我碰到大坑时倒车绕开。直到那一刻，我才注意到车子其实没什么问题。我们开车回到他们的房子，甚至成功地把车转到了小路上。我很兴奋。在恐惧后的兴奋中，我决定再尝试一次。我告诉我的新朋友们，我要徒步走到多芬，对于我的这个计划他们没有任何评论。我对他们表示感谢，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很显然，这条土路在过去几十年间都疏于管理，被飓风肆意侵袭。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遇到的人里没人去过多芬。但我的心情很好，在石头间跳来跳去。大约十分钟后，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我的脚开始疼了，因为我穿的是薄薄的帆布鞋。我意识到，这对远足来说不是很理想。我试着更小心地行走，一边想着那几个年轻人还能否看见我，一边像踩在蛋壳上一样走在空无一人的土路上，感觉自己像个傻瓜。
但很快我发现自己在思考那部戏剧。《多芬的海》发生在一群渔民当中，他们勇敢地面对充满敌意的大海。村庄里最强壮的渔民阿法（Afa）和他的伙伴奥古斯丁（Augustin）说着粗俗的语言；有一位叫作霍纳金（Hounakin）的东印度老人，他请求加入这次出海，但是他太老了，喝得大醉，也有太多恐惧。被留下的他从悬崖上掉了下去，很有可能是自杀。阿法被这些事件震撼到了，他同意将一个男孩作为学徒带上船。
真正的戏剧情节、这部戏剧的主人公，是大海，一股塑造着一切的陌生力量，它随意折断植物、摧毁房屋和人类。最理智的人物加西亚（Gacia）用他有节奏的克里奥尔英语总结道：“这片海不适合人生存。”它当然不适合，但是这些渔民无论如何都要面对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变得无情，并最终被打倒。“这片海很有趣，老人家，”阿法对老人说，“但是它让我笑不出来。”呼应叶芝(Yeats)的诗《航向拜占庭》(SailingtoByzantium)的首句——“那不是老人的国度”——阿法告诫道，“这片海是老人的墓地。”奥古斯丁最后评论道，“大海就是大海”，以此表达我们只能接受大海本来的样子，以及它陌生的残酷。
在接近多芬的过程中，我思考着这些人物，以及他们与大海的抗争，我开始做一场白日梦，也就是把这个地方想象成一座浪漫的废墟：一座简朴的被风吹打的小渔村，虽然被废弃了，但风景如画。也许有一位老渔民拒绝离开，坚守着这个阵地。他会站在海边，钓着鱼，告诉我所有人是怎么离开这里去卡斯特里追求财富的（“问问他，为什么不去卡斯特里学技工，”在剧本里，阿法这样说到那个男孩）。我为沃尔科特剧本设想的结局是，除了这位老人，所有人都离开了。他的父亲和祖父在这里生活和死去，而他也会在多芬死去，就像多芬随着他死去一样。
在我突然发现自己到了路的尽头时，我的沉思被打断了。这里有一条小溪，于是我知道自己快到海边了。此时距离车子发生故障不到一个小时。这里有一片长着香蕉的小空地。一只山羊被系在一根柱子上，它在那里懒洋洋地吃着草。不远处，路边有一堆火在燃烧。最后，我看见一间小屋，一间有着波纹铁皮屋顶的奇特木屋。我叫了一声，没有人应答。在路上又转了一个弯之后，我抵达多芬。
接着，我无法相信自己的双眼：他就在那里，那个我在白日梦里想象过的孤独的人，站在海滩上钓鱼。我因为激动而有些飘飘然，就走向他。当我靠近时，我发现他穿的是巴西足球队的运动衣。这可不是我给想象中孤独的渔民披上的那件手工缝制的旧衣服（在沃尔科特的作品中，人物们穿着虫蛀的老旧针织衫）。
为了不吓着他，我喊了一声，他转过身来，手中抓着钓鱼竿。他看到我之后似乎只是稍微有点惊讶，他一定是在我靠近时就已经发现了我。他五十岁上下，身体强壮。当我走上前去与他握手时，我看到了他的腰带：上面有一个手枪皮套和一把枪。我的另一只手开始摸索着找手机。意识到我在想什么，他咧嘴一笑。“你好，我是乔治。我有时来这里钓鱼。我是个警察。”
我松了一口气，并告诉乔治我是来这里参观多芬的，而且是第一次来。这个小小的海湾看起来一点也不美丽。地面湿软，并且到处是垃圾——塑料瓶、塑料袋，以及所有想象得到的东西。
曾将哥伦布带到西印度海域的同一信风，如今将其它海洋的垃圾也带到了这片海滨。这就是这座迎风岛屿上的不安的海岸现在的样子：充斥着大西洋的垃圾。
乔治告诉我，这是圣卢西亚最早的殖民地：遭遇海难的船员们来到这里，并且留了下来。我想他指的是西班牙的探索者。“如果你沿着沼泽地走，会发现那里有一些遗址，”他补充道。我小心翼翼地沿着满是垃圾、令人作呕的沼泽地的边缘朝那边走。这片地带没有可通航的路，除非你沿着一条小溪走，这条小溪与大海汇合后淹没了一切。我在树丛下趟着水艰难前行，努力不去注意自己变得有多脏。十分钟后，我看到两座石头废墟。三面墙，没有屋顶，没有其他东西。这会是沃尔科特在剧本中提到的那座教堂的废墟吗?因为这个发现而受到鼓舞，并且盼望着逃离沼泽地的我，爬上了一座长满各种灌木植物和小树的陡峭山坡。我好几次都差点摔倒了。但我没有找到更多的遗址。地上散落着巨石块，它们曾经是房屋的一部分吗?很难想象在这个斜坡上曾经有建筑物。
四处爬行使我想起了《多芬的海》的另一面：陆地。剧本把危险的大海和勇敢面对它的坚强的渔民们，与那些留在陆地上以农业为生的人做了比较。粗野的渔民看不起农业，尽管农业并不比他们的工作容易：多芬的陆地布满岩石，就像我刚刚发现的一样，并且不是很肥沃。山羊可以靠干草生存，但是仔细一想，我在路上遇到的山羊看起来挺瘦弱的。
我爬到更高的地方四处张望，并往下朝有水的地方看了看，但是我所能看到的只有灌木丛。我很小心地滑下山坡，常常是四肢并用，终于回到了沼泽地、垃圾和乔治在的地方。只是突然间，那里多了一辆载着两个男人的敞篷货车。在这个晴朗的周日下午，多芬变得拥挤起来。“和他聊聊吧，他了解多芬，”乔治看到我时喊道。我靠近那辆破旧的货车。穿着蓝色工装服的车主介绍自己叫罗杰斯。他和他的伙伴正在铲沙子，然后装进货车里:他们刚刚杀了猪，他解释道。完工后，他的伙伴脱光了衣服，跳进令人厌恶的褐色水里。我不知道要怎么开始我的话题，关于多芬，以及是什么把我带到这里的。杀猪的屠夫罗杰斯也知道德里克·沃尔科特吗?我向他询问这里的村落的情况。罗杰斯确认，从50年代开始，多芬就被废弃了。直到70年代，还有一些人把渔船停在这里，但再往后，这个地方几乎就完全荒废了。他来这里只是因为他在附近拥有一座种植园。
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还是要解释是什么把我带到这个遥远的地方来的，所以最终还是提起了德里克·沃尔科特和《多芬的海》。
“当然，《多芬的海》。我祖父是剧本里的那个男孩。”“真的吗?”“是的，我祖父曾经在这里生活。他是种植园的工头。他在那部剧本里。”“你祖父叫什么名字呢?”“邓肯。”我快速思索，虽然我记不住人物的名字，但是我很确定没有一个叫邓肯的人。“但是剧本里没有一个名叫邓肯的人物。”我犹豫地说。“他是那个男孩。”罗杰斯重复说道。事情确定了。我在跟剧中一个人物的孙子说话。
他沉默的伙伴回来了，显然恢复了精神，然后慢慢地开始穿衣服。他肌肉发达的身体让他看起来很有英雄的模样。他始终一言不发。罗杰斯也没有多注意他，然后提议开车送我。我和他一起坐进了驾驶室，而他的伙伴则跳上了装着沙子的车后斗。让我多少有点欣慰的是，即便是这辆大货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通行也并不容易，我们好几次差点被困住。一路上，罗杰斯向我介绍他的农场。起初，它的主人是法国人，然后是英国人，后来是他祖父把农场买了下来，在家族里代代相传。事实上，他主要的生计来源不是猪，而是木薯。他很擅长种植木薯，并且知道怎么把它制成面包。他在路上指示给我看一些木薯树，还给我看车里剩下的几条发霉的面包。他把面包直销给当地人，但也把木薯磨成粉拿到卡斯特里的集市去卖。
突然，在开车绕开坑洼时，他笨手笨脚地摸到了手机，然后打给他的女儿。他只说了一句“有人会来取一袋”，然后转过头对着我说:“问问人们罗杰斯住在哪儿。那是一座绿色的房子。我女儿会给你木薯粉的。”他把我放下车，然后右转去了他位于山中某处的农场。在我下车的时候，那位农场工人终于开口说话，要求我给他拍张照片。他把铁铲高举过头，欢欣鼓舞地为拍摄摆好姿势。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想问一下，可是他们已经上路了。他高举铁铲的形象一直留在我脑海里。我在多芬遇到的三个人中，唯独这位沉默的男人像是荷马史诗里的人物。
我徒步回到自己的车里，上车之后开始往回开，还有些担心。但是一切都很顺利。路况变得越来越好，更多房屋开始出现，于是我停下来向两位女士打听罗杰斯的住处。“你是开着这辆车去的多芬?”她们咯咯地笑。那一刻我认出了她们：我早些时候向她们问过路。“不是，我被困住了，”我坦白道。这让她们捧腹大笑。我微笑以对，并没有指出其实她们原本是可以提醒我的。我的克制换来的是，她们告诉我去往罗杰斯住处的路。一位少女开了门，然后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着我。“罗杰斯告诉我来这里取一袋?”我说。她一言不发地消失了。一分钟后，她带着手掌大小的一袋上好的木薯粉回来，将它递给了我，笑得很腼腆。我为我的战利品感到高兴，向她表达了感谢，然后开车回家。那袋木薯粉上贴着“产自多芬”的标签。在海陆之战中，陆地获胜了。
在圣卢西亚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回想多芬。如果罗杰斯是正确的，那么多芬在沃尔科特创作那部戏剧时就已经被废弃了。他知道自己是在纪念一座即将废弃或已经废弃的渔村吗？他的戏剧并没有将多芬的生活描绘得很美好。渔民们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甚至在大海怒号时也会出海。但是生活虽然困难，剧本中并没有提到村庄被废弃或在劫难逃。仔细一想，这部剧本的时间背景是不明确的。它的所有要素都是无时间性的：穷困的渔民，在一座偏僻的村庄里，向海洋和土地讨一口饭吃，勉强维持生计。
我查阅着剧本，仔细留意任何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周围似乎有很多罐头（就像它们今天漂浮在海湾里一样），但是罐头已经存在两百年了。还有另外一个提示：渔民们抽美国香烟。对确定时间来说，这也太笼统了。
回家之后，我发现了关于多芬的另外两个信息。第一个是，最近的一篇报刊文章提到多芬的水里似乎含有成团的油块。他们甚至引用了罗杰斯的话，说那里的水一直颜色都很深，很油腻。据说，关于石油勘探的谈判一直在进行着。历史可能再一次在多芬爆发，但沃尔科特在年3月就去世了，必须由其他人来写下他戏剧的续集:《多芬的油》。
第二个信息是关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以前的考古发现的报告。事实证明，多芬确实有着人类在海岛上居住的最早迹象之一。这肯定就是乔治所提到的遗迹。沃尔科特在剧本中捕捉到了多芬古老的一面——与海的抗争，原始的独木舟。
就这样，他通过把多芬文学化，将它放在了地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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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力量——文学如何塑造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中信出版集团；.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