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禁“冷饭头”
万历四十一年（），这一年，来自“佛郎机”的葡萄牙人已经居留广东香山澳五十余载。数十年内，澳门葡萄牙人的大宗外销商品和日常物资补给，都高度依赖内地。在这些日常的货物运输过程中，葡萄牙人时而“合法”经营，时而铤而走险操办违禁之事。鉴于此，万历四十一年三月，时任广东监察御史的王以宁向万历皇帝递上了一份“海防疏”。疏中所陈，不外乎是提议加强对澳门葡萄牙人管制等事。王以宁指出：澳门葡萄牙人“仰我濡沬，一应酒米食物，官与之市”，但有些货物不可与之市，如军器等军事物资。由于军器等本是《明律》严禁贩运的物资，王以宁的这一点提议并无特别之处。然王以宁随后又单独提到另外一种必须禁止的货物，称“他如冷饭头之类，方是济倭，必罪无赦。其余当听民自便，故画一定而后民可守也”。
王以宁《条陈海防疏》请禁“冷饭头”假若万历帝在懒政之余打发时间、偶然间拾起王以宁的海防疏，这位深居宫中、年近半百的老人在读到“冷饭头”一词时，心中多少会产生一些疑问：既然居留香山澳的蛮夷可以轻松购买“酒米食物”等普通物资，为何还要搜购饥荒时期难民才会食用的冷饭头？王以宁又为何要大费周章、将冷饭头列入禁运的货物之中？“冷饭头”并非他物，实际上是民间对本草“土茯苓”的俗称。土茯苓在历代医书和地方志中有多种称谓。早在南朝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记载了一则故事，称大禹某次行至山谷中，身上干粮耗尽，禹不得已采食土茯苓用以充饥，故而此物得到“白余粮”之名。后来，由这个故事，土茯苓还衍生出“仙遗粮”“禹余粮”等名。至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进一步说明了“土茯苓”之名的来历，及其食用功能，称其“根如盏连缀，半在土上，皮如茯苓，肉赤味涩，人取以当谷食”。足见土茯苓在历代饥荒之时，成为民众采食充饥的重要选择。因而明代姚可成的《救荒野谱》特别将其记录在内，清乾隆时期王之正纂修《嘉应州志》时还指出土茯苓“与蕨粉皆救荒之佳产也”。得益于其食用功能，土茯苓也在古代中国的民间获得诸如“硬饭”“硬饭头”“冷饭”“冷饭团”“山尾薯”“山荸荠”等明显带有食物属性的俗称。
除了因富含淀粉、具有食用充饥的功能外，土茯苓还是一种药用本草。宋代苏颂的《本草图经》将其记为“刺猪苓”，称民众用它外敷疮毒，疗效明显；元人尚从善记为“萆薢”，称它可以治疗瘫痪和久治不愈的恶疮。就此看来，土茯苓的药用功能大致体现在治疗毒疮上。不过，似乎直到明代中期之前，土茯苓的食用功能较药用功效更为重要。如集大成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历数古代医书记载之后，写道：
昔人不知用此。近时弘治、正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毒留筋骨，溃烂终身，至人用此，遂为要药。
从李时珍的记述看来，民间称之为“冷饭头”的土茯苓，是在明代弘治、正德时期因有治疗杨梅疮的功效，才成为“要药”的。那么，澳门葡萄牙人搜购、贩运，以及王以宁请禁冷饭头的原因，应该也是因其“药用”，而非“食用”的功能了。
遭“甩锅”的传播性疾病
15世纪后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开启了影响至今的全球化，全球各大洲之间新的身体接触开始出现革命性的增长。伴随之，动物、植物以及疾病也开始长距离和高频率的迁徙、传播与交互影响，美国历史学家克罗斯比（AlfredW.Crosby）所谓的“哥伦布大交换”或“物种大交换”由此揭开。“梅毒”（syphilis）也借此东风，成为较早传播全球各地的疾病。
梅毒的起源，至今仍然没有定论。不过人类发现梅毒之初，各国人民“甩锅式”地赋予了它极具地域性、国别属性的名称。克罗斯比曾对这一荒诞的历史现象简单总结道：意大利人称它为“法国佬病”；法兰西人称它为“那不勒斯病”；英格兰人称它为“法国佬病”“波尔多病”和“西班牙佬病”；波兰人称它为“日耳曼病”；俄罗斯人称它为“波兰佬病”；印度人称它为“佛郎机病”。
传至东亚，东亚人民也难以脱俗。在晚明医书中，新传入的梅毒恶疾拥有诸多名称。正德八年（）重刻的《岭南卫生方》记有“治杨梅疮方”，又称其“一名木棉疔，一名天疱疮”。此时对梅毒的命名，还主要以其症状为主，以“木棉”等指出梅毒的外在表征。然而两年后，正德十年虞抟的《医学正传》除记录其名“翻花疮”“绵花疮”外，给出了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新名词——“广东疮”。不久，刊于嘉靖元年（）的俞弁《续医说》，为“广东疮”之命名做了解说，称“弘治末年（年前），民间患恶疾，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如同欧洲人一般，因为梅毒是一种新出现的疾病，民间对它的命名大致遵循了其可能的传播途径。甚至到民国时期，民间也多称呼梅毒为广疮、广东疮。
丢勒《法国佬病患者》（）；窦梦麟《疮伤经验全书》中的“广东疮”（杨梅疮）患者梅毒的传播并未止步于中国，随后还流传至琉球和日本，获得新名称。日本京都名医竹田庆秀在《月海录》中记录道：“永正九年壬申。人民多有疮，似浸淫疮，是脓包、飜花疮之类，稀所见也。……谓之唐疮、琉球疮。”想必，梅毒应该是经由琉球传入日本，故而有“唐疮”“琉球疮”之名。“广疮”在明代中国贻害甚广，男女老少皆易被感染。名医吴人窦梦麟在《疮伤经验全书》中记录下一则小故事。隆庆二年（）十一月，窦梦麟的好友吴爱楼喉咙间突然长出一块形色如同田螺的坚硬异物，一月后溃烂，腥臭难闻。十二月，吴爱楼遂找到窦梦麟，请他诊断。窦梦麟发现吴爱楼的长子“头、面皆生杨梅疮”，才最终判断出好友生病的原由。另外，在窦梦麟的书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用于治疗杨梅疮的专门药方，包括“熏洗方”“轻粉毒方”“轻粉毒膏”“梅疮破碎掺药”“断根丸”“广疮轻粉煮酒方”“广疮膏”等多种，足见隆庆年间梅毒在中国境内已流播甚广。
那么，以“冷饭头”为民间熟知的土茯苓，与梅毒间究竟有何种联系？另外，为何广东官员试图禁止冷饭头流入澳门葡萄牙人之手呢？
中药方剂“土茯苓汤”
其实，由于在治疗毒疮上有疗效，而新传入的梅毒又被列入“疮”类，土茯苓很快就被医师采用、治疗梅毒，且似乎取得了不错效果。俞弁在《续医说》中已经指出用“萆薢”（土茯苓）治疗梅毒的方法，以四五两的土茯苓为主，辅之以其他风药，根据病人病情适当施治，服者多效。
约刊于年的薛己《口齿类要》，记录了用土茯苓治疗梅毒的若干实例：
一妇人喉间作痛，两月后而溃，遍身筋骨作痛。余以为杨梅疮毒。先以萆薢汤数剂而平，更以四物加萆薢、黄茋，二十余剂，诸症悉退。
一男子先患喉痛，后发杨梅疮。用轻粉等剂，愈而复发，仍服前药，后又大发，上腭溃烂与鼻相通，臂腕数颗，其状如桃大，溃年余不敛，虚症悉见。余以萆薢汤为主，兼以健脾之剂，月余而安。
又稍晚汪机所著《外科理例》（成书于年）援引以上案例，并逐条附注曰：“此凭症也”。与此同时，汪机还详记“萆薢汤”（土茯苓汤）方剂，称：
萆薢汤，治杨梅疮不问新旧，溃烂筋骨作痛并效。
川萆薢，俗呼土茯苓，每用二两，水三钟，煎二钟，去查。不拘时徐徐温服。若患久或服攻击之剂致伤脾胃气血者，以此一味为主，而加以兼证之剂。
汪机《外科理例》所载治疗梅毒的“萆薢汤”药方；窦梦麟《疮伤经验全书》所载治疗梅毒“煎药方”由于“土茯苓汤”治疗梅毒的简便与实效，此种治疗手段多为此后的医家袭用。以土茯苓为主的药方，亦多见于明代其它医家文献，诸如《仁斋直指》（左右）、《滇南本草》（）、《疮疡经验全书》（隆庆初）、《赤水元珠》（）、《名医类案》（）、《外科正宗》（）等。又尤以《本草纲目》记述最详。李时珍指出“杨梅疮”是新近发现的疾病，自南方向北方传播，遍及中国。李时珍称，此前有医师用“轻粉”等药剂治疗梅毒，若用药不当，反而会加重病情；“惟土茯苓气平味甘而淡，为阳明本药。能徤脾胃，去风湿。脾胃徤则营卫从，风湿去则筋骨利，故诸证多愈，此亦得古人未言之妙也。”李时珍继而提供了“搜风解毒汤”方剂：用土茯苓一两，薏苡仁、金银花、防风、木瓜、木通、白鲜皮各五分，皂荚子四分，气虚加人参七分，血虚加当归七分，水二大盌煎饮，一日三服。诸如薛己、李时珍等明代医家论及梅毒方剂之时，常谈到“轻粉”。这里所说的“轻粉”药剂，其主要成分为水银。在梅毒泛滥的最初阶段，水银不仅在欧洲是治疗梅毒的首要选择，也曾是中国医家治疗梅毒的主要药物。然而，“服轻粉重剂”有诸多恶果，不仅治后易复发，还可能导致患者水银中毒、乃至死亡。在此种情形下，药源充足、制作简便，且“疗效明显”的传统药剂土茯苓汤，顺理成章成为中国医家治疗梅毒的重要选择。
中国医师寻求治疗方剂的同时，梅毒在欧洲大肆传播。法国瓦罗亚王朝（—）和英国都铎王朝（—年）的绝嗣都与之有关，法兰西斯一世（—年）死于梅毒，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年在位）亦曾患过先天性梅毒。那个时代梅毒普遍流行的程度可见一斑。当同样苦于病痛的欧洲人获悉这一东方本草后,无论是源自治疗恶疾的医学需求,还是出于赢取利益的商业动机,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搜寻这种植物根茎和药方,将其带回欧洲。
东方神药“中国根”（chinaroot）和“中国”（china）
早期的中西交往历史中，西方人面对来自东方的新事物时，经常会以其来源地命名。本草土茯苓的药用部分主要在根茎，因而绝大多数的西方文献将土茯苓记为“中国根”，如拉丁文记为RadixChinae，RadixSinica，西班牙文记为PalodelaChina，葡萄牙文记为PodeChina，RaizdaChina，荷兰文记为WortelChina，英文记为ChinaRoot等等。无论其在各语种中字母如何变化，皆是“中国根”的意思。
在部分西文文献中，土茯苓甚至直接被简记为“中国”。近代解剖学创始人、佛兰德斯（今比利时）人维萨里（AndreasVesalius）曾以“中国根”为主题出版《有关土茯苓的书信》（）一书。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有人称其为Chyna，也有些人称Chynna和Cyna。17世纪中期，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elBoym）在年出版的《中国植物志》中还将土茯苓简称为china。
卜弥格《中国植物志》中的“（土）茯苓”图绘
《中国植物志》对土茯苓（RadixSinica，China）的解说在西方人的记载中，土茯苓首次传入印度地区在年，并随后很快随着葡萄牙人的船只被带到欧洲。居留印度数十年的葡籍医师奥尔塔（GarciadaOrta）明确指出，印度在年已经开始使用“中国根”（RaizdaChina）治疗“那不勒斯病”。奥尔塔还将它视为一种万能良药，称它对于“其他由体液引发的疾病皆适用，对麻痹、寒颤有效”，又称用它治疗过“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痛风……结石和膀胱溃烂”等症。另外一位葡籍医师布兰卡（JooRodriguesdeCasteloBranco），则将首次携带土茯苓到欧洲的名誉桂冠，赋予一位名为特里斯唐（VincentiusGiliusàTristanis）的葡萄牙商人。不过，土茯苓之所以在欧洲能广为人知，除了其本身在治疗梅毒上有一定作用外，还源于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为它做了广告。查理五世长期困于痛风之苦，而盛赞土茯苓的维萨里正好是宫廷医师。维萨里在给皇帝治疗的过程中，大胆尝试使用新近引进的土茯苓，取得了良好效果。自服用土茯苓汤后，查理五世较以往醒来得早些，时而还在早餐前狩猎，或骑马到附近的名胜之地。因皇帝本人的示范效应，来自东方的神奇药物迅速赢得极大声誉，以至于维萨里兴奋地宣称道：“人们认为若没有对中国根多加了解，就感觉错过了太多事情”，他们“在窥探或强行索要到药方之前，不会善罢甘休”。
维萨里在他的著作中也附上了他获得的“土茯苓汤炮制方法”（Chynaedecoctiapparandimodus）。维萨里指出要选用厚实、新鲜的土茯苓将其切制成片，而后放入一个陶罐，“罐子约能装16磅的水熬制药物。罐子的开口不能太大，还需一个与之匹配的盖子”。土茯苓在罐子中需要煎制24小时，过程中“汤药需要在持续的无烟小火上煎，直到水分蒸发掉三分之一”，煎好后“汤药应该用麻布过滤，然后倒入另一个罐中”。维萨里对土茯苓的选材、切制、熬药的药罐、乃至熬制的时间及注意事项的记述，无不与中药的传统制作过程和方式高度相似。不得不令人怀疑，他所获得的“药方”最初可能出自某个中国医师之手。
年出版的拉丁文版《有关土茯苓的书信》封面和“土茯苓汤炮制方法”土茯苓治愈查理五世的消息不胫而走，《有关土茯苓的书信》在年出版后很快风靡欧洲各地。同年威尼斯再版此书，年里昂刊行了第三版；年乌兹堡（Würzburg）刊行了德文版，而拉丁版又在、等年份一再刊印发行。而关于土茯苓治疗梅毒的药方等信息也载入当时西文世界的各类植物志书籍之中。另外，波斯名医哈基姆·默罕默德（HakímImád-ul-DínMahmúdIbnMascúdbinMahmúd）则在年左右撰写了一份《土茯苓药方》，不仅记有土茯苓的使用方法，还记载有类似熏洗的方法。撰于年的印度医师有圣（Bhavamisra）的著作《明解集》（Bhavaprakasa）也称“中国根（Cōpacīnī），又以（dvīpantaravaca）之名为人熟知。……在治疗佛郎机病上颇有成效”。乃至到清代，在华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Parrenin）仍在研究梅毒在中国的起源、性质和治疗方法等。由于中俄关系密切，巴多明还趁俄国使节朗格（L.Lange）来华之际，致信圣彼得堡的科学家，答复他们有关中医治疗梅毒的询问，并随信寄去了《外科正宗》中治疗梅毒的“解毒天浆散”“翠云散”“金蝉脱甲油”药方。
由于当时梅毒已遍及全球各大洲的各大城市，加上有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为它“背书”，中药土茯苓成为了澳门葡萄牙人从广东大量采购，进而远销日本、印度和欧洲的畅销品。一份17世纪初的货物清单中记载，每年葡萄牙人从澳门运至印度的土茯苓达到二十万斤，运至日本的达到五六万斤，在两地的获利均可以达到一倍以上。实际上，17世纪时土茯苓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格兰的船只上皆有大量装载，成为各大航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商品。
17世纪初“土茯苓（palodelachina）”在日本的售价为每百斤4~5两白银。
道光《粤海关志》载“冷饭头往香澳，每百斤收银一分二厘，往别处不收”万历年间，御史王以宁在之所以提议严禁民众私自出售土茯苓，或许意在通过管控重要药物的供给，以加强对澳门葡人的管制。只是，历史告诉我们，王以宁的提议没有引起明代政府的重视。后来，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输入英格兰的土茯苓数量已经上升到年均1—2万磅，名列英格兰药材贸易的前茅。鸦片战争之后，土茯苓名列《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之中，到19世纪末期仍然是英国人在华中药贸易中至关重要的一种。（论文《16-17世纪梅毒良药土茯苓在海外的流播》发表于《世界历史》年第4期，本文经作者改写并授权澎湃新闻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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