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白墙计划”之后，年12月9日谭平老师在瑞士苏黎世Helmhaus美术馆的“山外有山”项目拉开帷幕。关于此次展览的相关信息在此不再赘述，至于空泛的评论更不会出现在“空白”之上，那么此次对话想要呈现的是什么？我尝试绕开“抽象”这一被消费的概念，在不那么乏味、枯燥的对话中尽量呈现一个艺术家的真实状态以及他如何看待艺术和自身周遭的生活。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才是一个艺术家。和谭平老师聊天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人没架子，说话实在又不乏幽默，希望我的整理能够保留原味。当我们喝惯了速溶咖啡，来一杯茶也许还是不错的。
QA徐旷之：
从中国美术馆的“1劃”，到“白墙计划”，再到这一次的“山外有山”，您其实已经把绘画视为一种行为，去探讨它和美术馆空间的关系，并不是单纯局限于画面的视觉呈现，而是尝试拓宽绘画的维度。如果从这个角度延展开去，您是否想过打破美术馆的白墙，比如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露天的公共空间中，或者利用VR在虚拟空间中进行新的尝试？
谭平：
对于我来讲，时刻都处在一个把画笔扔掉去做观念艺术的状态之中。但是每一次都让我依依不舍地回到画画上来。我感觉自己一旦脱离了画笔，似乎就变得只有灵*没有肉体。画笔对于我而言是最自然的，无需“思索”，就像现在的年轻人用数字媒体来做作品，都是很自然的。不过，偶尔尝试一下观念艺术也会给我带来惊喜。
说到VR，这让我想起了电脑刚刚在设计领域应用的感觉。那时候的PS多简单，今天看了多土呀，但在那会儿已经非常让人惊讶了。87年，和我一起学德语的一哥们，搞理工的，特爱艺术，他那时候就天天琢磨着，怎么用电脑来完成绘画的喷绘。后来，还没出国之前，告诉我，他已经研究出来了，就是用电脑里的，哪里需要一个红的，用喷笔点一下，OK，这块就变成红的。我说，是啊，挺好，怎么还不变啊？他说，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这块就会变成红色。那个时候人并不觉得时间长，能变成红色就已经非常神奇了。我感觉，现在人们对于VR也有类似的心情，过几年就会觉得现在这些身临其境的感觉太初级了。
所以VR这种新媒介呢，去玩一玩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利用它去从事艺术创作，我觉得了解太少，做了以后的人会笑话，还是算了吧。虽然自己也做过一点交互装置，但是我觉得它们只能丰富一下我所表达的观念。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创作一方面来自艺术家自身的亲身体验；另外一方面，则是来自于你的环境，小到工作环境，大到对中国当下社会环境的直接感受。比如我这次在瑞士的时候，感受很深。瑞士人干活静静的，慢慢的，基本不接电话，也没有骚扰，效率非常高。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创作了一张2m×9m以及两张2m×3m的大画。这些画只用了四天就基本完成了，这是在北京画室里不可想象的。这儿的环境促使你特别专一地去做一件事。但是回到国内马上有一种强烈的对比。具体的工作环境对我的艺术是有直接影响的，特别是抽象艺术。抽象是一种内心状态的直接呈现。
徐旷之：
虽然国内当下的环境很浮躁，但是您却恰恰相反，一直在专一地做“抽象”，在喧嚣中，保持一颗很平静的心。
谭平：
我觉得有两种解释，一个可能和星座有关系，性格两面性，不过这个我不太肯定哈！另外它是一种平衡。在你很忙碌的时候，做艺术是一种静。否则生活乱，画的也乱，那就疯了。
徐旷之：
这很像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他们身居高堂之上，却在绘画中追求一种无法触及的隐逸之境。谈到文人画，我联想到了您在纸本上画的那些炭笔素描。坦白讲，以我个人的经验，第一眼看到它们的时候，并不会在意这是不是抽象。相反，我的中国画的视觉经验和长久以来形成的观看机制会左右我对作品的判断，让我觉得它们更像是一片苇丛或树林，还有一种书法的感觉在里面。
谭平：
平时在家里我会练练字，看看书法方面的理论。我很喜欢跟书法家接触，因为看书法家写字的过程特别有感触，看书法仅仅看字本身是不够的，字与书写的过程本身具有一种完整性。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这次我与卡斯特里在瑞士Helmhaus美术馆合作，在墙上画了一些图形，但是老外根本看不出来哪个是我画的，哪个是卡斯特利画的。而我们的同胞一看就知道这一笔是谁画的，另一笔是谁画的。卡斯特利的每一笔速度都非常快，两头是飘的；咱们画起来永远是从哪起，到哪落，有转，有合，所有的感受都凝聚在这一笔里。他的线条本身没有意义；但对我而言，线条本身就是所有。我每笔的速度感觉比他要慢5倍。
徐旷之：
“慢”其实很难，李可染曾谈到跟随齐白石学画多年，喟叹万千，但一个“慢”字可以概括全部。看似很简单的一笔，却是功力的展现。
谭平：
对，慢是最不容易的，最难的。
徐旷之：
您的“慢”和“保守”和当下的青年一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谭老师如何看待包括您的儿子谭天在内的青年艺术家？
谭平：
我觉得谭天和有些艺术家还不太一样。首先是没有过多接受国内绘画的基础教育。这不是开玩笑，确实如此。他从一开始就在欧洲学习，接受的是观念艺术的影响，整个思维方式决定了他现在这样一种艺术表达。谭天属于那种要把想法弄清楚才去做的艺术家，不像我，有时候是边创作边整理思路，想法是一点一点冒出来。这两种创作状态与艺术家本人所经受的系统教育、训练方式密不可分。
谭天在英国接受的教育，通俗点讲，就是围绕“想法”展开。一开始老师就会问，你要干嘛。你不要画，什么都不要做，什么时候想明白自己要干嘛，OK，做吧。然后再去搜集资料，找场地，买材料，等等。如果他没有想法，就根本无法动手。所以他工作的方式是如此，有很强的阶计划性。一旦没有想法，就只能呆着了。这种工作方式，我个人觉得在去欧洲学习的这些学生中具有普遍性。
欧洲的学院教育，相对于美国而言，对数字媒体接触得比较少。不同国家的教育体系具有明显的差异，欧洲人比较强调人文的思考，不反对各种媒介的应用，任何媒介只要能表达思想都可以；美国就不同，美国强调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