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愉悦、自由的氛围里敞开自我
很多作家不太情愿接受访谈。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说过，那是“伪造的、非正式的”采访。J.M.库切说，他“反对与完全的陌生人交流，尤其反对在采访文体惯例允许下，一个陌生人跨越陌生人对话的合理界限，与另一个陌生人的交流”。在本书里，菲利普·拉金也表现得疏离，《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这样评论拉金，“他几乎拒绝了所有请他当评委、做朗诵、写书评、讲课、宣讲的邀请，也不接受采访。”可想而知，拉金愿意谨慎答应《巴黎评论》，就算书信的方式，已是突破，是难得的极大信任。菲利普·拉金可见，访谈若想成功，首先要消除受访者的心理障碍，让他乐于在愉悦、自由的氛围里敞开自我。《巴黎评论》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让采访者前去拜访受访者，在受访者的住所或花园里促膝长谈，在缭绕的咖啡香气里，或者啜饮暖暖的茶水，时而倾听鸟鸣，窗外枝头还有松鼠和其他小动物，在熟悉的环境里，人们容易放下戒心，轻松自如。《巴黎评论》的采访者也是有名望的业界人士或作家。比如，唐纳德·霍尔是《巴黎评论》的第一位诗歌编辑，后来在年成为美国的第十四任桂冠诗人。霍尔在年采访了玛丽安·摩尔。霍尔开口就问摩尔小时候是否就认识T.S.艾略特，因为摩尔家和艾略特家住得很近。这样一来，摩尔很快就简介了家世，然后就转入了写作生涯、小时候的文学启蒙与求学时期的经历，接着谈到摩尔受到哪些作家的影响、摩尔在纽约的编辑职业生涯，后来话题又转回到摩尔对艾略特等作家的看法。流程顺畅，气氛融洽，双方都放得开。唐纳德·霍尔好的访谈不会刻意生硬，也不是简单呈现作家的经历。这篇访谈可以作为典范。入口很重要，过程也很重要，整个引导不着痕迹，采访者表面上是次要的，把谈话主动权交付在受访者手里，但实际上每个问题都是方向的引导而又要让对方在不感觉冒犯的情况下适度袒露，如何寻找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显然事先就要做足准备，临场则要及时调整。全书的访谈基本上都很成功，不过，其中也有部分不那么让人满意。比如，采访耶胡达·阿米亥的那篇，多数提问围绕阿米亥的个人经历展开，回答看上去也像交出详细的履历表，整体显得细碎且枯燥。怎么切入，怎么引导，在何时打断、转换话题，对于采访者，这些是必须掌握的技巧。当然，这跟受访者的性格也有关，有些人外向，有些人木讷，还有些人，比如谢默斯·希尼经常受访，早就习惯了，驾轻就熟；另外也有些人有点表演欲，比如安妮·塞克斯顿，芭芭拉·凯夫利斯在采访笔记里说，“她的回答常常如咒语一般，就是那种一经删减便会黯然失色的重复的念祷”，塞克斯顿的许多回答是从提前写好的笔记里念取的，用她自己的话说，“一个演出自传戏的女演员”。耶胡达·阿米亥这些受访者已经功成名就，大多时候都表现得端庄凝重，表现自己对于人生、工作、族群、世界形势的观察与思考。他们谈论往昔的岁月，沉淀的积累赋予他们足够的资本让他们成为引领者，诗人往往是孤独的，现在他们走出了孤独的斗室，与公众分享思想，不论他们接受采访的初衷是什么，也许仅仅是享受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