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大同的理想曾经是一个绚丽的梦，几百年来一直萦绕在许多文人墨客的心头。它最初与世界大同的*治理想一样，美好而不切实际。随着殖民主义的产生，文学上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也渗透到文学领域。殖民主义者们试图以欧洲或西方文学取代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学。这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
早期的文学一元格局的设想在歌德那里是天真的。由于航海业的发展，世界交流的增强，18—19世纪的欧洲文坛更多地接触到了外界的文学。德国文坛曾经掀起一场中国热，给歌德等一批作家带来了新的刺激。他们感到了世界文学的相似点，歌德从中国明代的《好逑传》、《玉娇梨》等作品中大受启发，认为“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
并由人类的共同特点和文学的共同之处推断，“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其价值在于给予其他民族文学以足够的尊重。但歌德却忽略了民族间文化背景的差异、社会生活的差异、语言的差异和传统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消除的。另外，歌德出于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尊重，认为世界文学应该是在他们民族文学的基础上汲取外来文化长处的结果。“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
这种民族本位主义的说法与后来的殖民主义文学观有着原则的区别，但与他所谓的世界文学的理想是相抵牾的。德国另一个启蒙思想家赫尔德虽然也曾要求尊重亚洲的文学和文化，认为许多民族都创造了精彩的艺术珍品，但他不知不觉地仍然在使用着欧洲中心论和世界大同的逻辑。“我们应当排除狭隘的民族局限性，与世界各民族进行精神产品的自由交流，将各个历史时期的各民族艺术精品，都纳入自己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使我们的文学史成为兼容并包的全球性的文学史。”
殖民主义者们以侵略的方式去征服许多在科技、文化上相对落后和停滞的地区，试图以西方文化取代殖民地的民族文化。洛里哀在《比较文学史》中就认为西方的势力已遍及全世界，“从此民族间的差别将渐被铲除”，“地方的特色将归消灭。……一切文学上的民族的特质也都将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了。……一切种族上的差别必将消灭在一个大混合体之内——这就是今后文学的趋势”。直到今天，西方运用这种方式来思维的人也绝不在少数。他们把文学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完全等同起来，忽略了文学的发展是由传统、现实环境和外来影响三个方面共同促成的。西方的文学也受到了东方文学及非洲、拉丁美洲文学的影响，由这些文学灌注活力。
经济的落后与文学的落后不是一回事。文学的发展既有与*治、经济相联系的一面，又有相区别的一面。文学有其独立的价值。*治、经济与文学发展的规律是不平衡的。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传达、交流所必需的语言符号，它们有独特性与民族性，也有其相对独立的特征和发展的历史。因而以西方文学取代其他文学的欧洲中心论思想是行不通的。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博厄斯、罗素等西方有识人士的批评。
但是，西方中心论的文学一元格局思想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年，52岁的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获诺贝尔文学奖。新加坡作家、文学评论家王润华说：“今年的诺贝尔奖终于给了一位非洲作家，不少人认为，诺贝尔奖开始注意到东方和非洲国家。我觉得这次给奖，对作家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写作是个很大打击。他是非洲作家用英文写作的。这次颁奖至少在客观上说是在鼓励欧洲以外的许多地方的作家，继续用后殖民地遗留下来的语言创作。泰戈尔得奖，他的主要著作也是用英文写的。”
这种说法有一点偏激。索因卡的戏剧中既有西方传统戏剧的影响，又反映了非洲尼日利亚的约鲁巴部落的传统文化基因。不过由于他在英国接受大学教育和研究奥尼尔的背景，他的作品明显带有西方自由主义的痕迹。至于用英语写作，就更使作品具有了西方文学语言的情调和意趣。从这一点可见，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依然占很大比重。
甚至当代的后殖民主义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在为第三世界文学说话的背后，依然不知不觉地站在西方中心论的角度上。被视为后殖民主义代表作家的拉什迪的作品，反映了印度解放运动，并且通过其精巧别致的结构和独特的意象体系等创新意识，给西方主流文学以强烈的震撼。但归根结底，这种作品的基本作用，还只是给日益疲软、萎败的西方文化以刺激，使之恢复生机。
因此，拉什迪的成功依旧未能走出西方主流文学的地界。当拉什迪受到霍梅尼的威胁时，保护他的仍然是西方*权。而加勒比海的圣卢西亚作家沃尔科特作为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又一代表，本人即是英国、非洲和荷兰血统的混血儿，又生活在多种文化交汇的岛国中，情感上时常陷入两难的境地。
这使得这位黑人诗人自感不伦不类，于是有着心灵分裂的痛苦体验。这都是由于自身缺乏民族主导文化的根，因而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论影响的结果。